日期：2010-10-04　07:52:16
      
      　　第四节顺案
      　　阮大铖成功实现了凤凰涅磐，但是大明能否死而复生，还是个未知数，两者似乎是跷跷板的两头。
      　　逆案中人杨维垣、虞廷陛、郭如暗、周昌晋、虞大复、徐复阳等人拽着阮大铖的尾巴跟着出来了，崇祯十七年底，弘光令礼部求访天启御制的后被崇祯焚禁的《三朝要典》送史馆，并下令追恤“钦定逆案”中受到处分的大臣。
      
      　　仅仅因为阮大铖反映过东林的问题，就不顾他所反映问题的客观性以及他远离魏忠贤的事实，把他打为“阉党”，确实是很冤枉他，像他这样受到冤枉的人，在“阉党”的大名单中还有很多，因此，为阮大铖等人洗冤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鉴于形势，为了避免过度刺激东林党，弘光其极慎重，他为“逆案”中的一部分人洗冤，但是并没有否定“逆案”，或者说他事实上推翻了逆案只是在名义上没有这么做。为了团结大多数人，弘光即为为阉党中的霍维华等人追封谥号，也为六君子和七君子等人追封了谥号，出于同一个理念，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成员对东林党保持了克制，没有冤冤相报的打算。
      　　但是东林党自己很不争气，当李自成攻克北京后，有一部分东林党和复社成员投降了大顺政权，并为其吹喇叭，抬桥子。因此，当新政权对叛徒抡起板子的时候,势必要拍到东林党和复社的屁股上，这看上去很像是阉党复出后对东林的报复，尤其是主持这项工作的是阮大铖，更增加了此项工作“报复”的色彩。
      　　复社曾经发起了驱逐阮大铖的运动，在那次运动中阮大铖就像一个过街老鼠，被人们追打，他狼狈地逃到南京郊外，很长时间不敢再抛头露面，这给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然而当年那些驱逐他的“正人君子”中有许多人成了汉奸、叛徒和卖国贼，成了极其可耻的贰臣，成了人民公敌。
      　　这有利于为阮大铖洗冤，在第一次陛见时，阮大铖就指出了复社成员投敌的问题，说我是坏人的人是坏人，因此我是好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逻辑，非常雄辩，简洁有力。此说就像是洁厕灵，迅速洗净了阮大铖满身的污渍。
      　　复出后阮大铖的职务是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巡阅江防。阮大铖江防巡视得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右副都御史这个职位使他有权力掀开每个干部的屁帘，看看里面干净不干净，查处叛国投敌者，也在其职责范围内。
      
      　　当弘光政权对复社的叛徒进行惩处时，负责抡板子的，正是阮大铖。对于阮大铖来说，仇人就在眼前，等了十分久，于公于私，他有什么理由原谅他的仇人呢？
      　　阮大铖将查处变节人员的工作被称为“顺案”，之所以叫“顺案”有三层意思：一是指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二是“投降”、“归顺”之意；三是与之前的“逆案”相对应，以示讽刺和反驳，用阮大铖自己的话说：“彼攻逆案，吾作顺案相对耳。”
      　　有理由相信，阮大铖在工作中带着情绪。但是惩处叛徒是战争时期的必要举措，可以惩前毖后，防止发生投降卖国的行为，此项工作并非没有意义，我们不能因为主持此项工作的是阮大铖，就将此项工作定性为党争，也不能因为阮大铖有个人恩怨，就认为他对案犯的认定和处罚是在公报私仇，一切都要以事实为依据。
      　　一个法官把杀人犯判了死刑，人们并不能因为他杀的人是这个法官的亲戚，就认为这场审判是迫害，而这个法官是在公报私仇。你可以带着情绪工作，但是你不能让你的情绪影响工作。只要工作是客观公正的，情绪不是问题。
      
      　　同样，虽然阮大铖悲愤满腔，壮怀激烈，但他并不能一手遮天，而是在众目暌暌之下开展工作，他和被惩处者的私仇并不能抹杀这些人的过错，以及对他们进行惩处的合理性。
      　　叛徒分为三类：一类是免强投敌，尚存一丝廉耻；第二类是投机分子，十分无耻；第三类是禽兽不如，毫无廉耻。代表人物分别是魏学濂、周钟和龚鼎孳。
      　　魏学濂是东林元勋魏大中的次子，在学术上有一定的名声，崇祯十六年考中进士，此后常慷慨发表政见，引起关注，崇祯亲自接见了他并打算任用他，就在这时，李自成攻克了北京。后来魏学濂被李自成录用为户部司务，并加入对李自成歌功颂德的行列。
      　　周钟是复社领袖，和魏学濂同年考中进士，但是周钟的成绩更好，高中榜眼，并被授庶吉士，庶吉士属于翰林院，品级不算高，却属于皇帝近侍，明代有不少尚书和大学士都是庶吉士出身，可以看做国家高级领导的后备人才。北京沦陷后，此人先是认贼作父，以榜眼拜倒在举人牛金星门下，又按照牛金星指示，写了一篇《士见危致命论》，号召别人像他一样改换门庭，牛金星对这篇文章表示赞赏，周钟沾沾自喜，逢人便夸“牛老师知遇”。周钟还劝李自成早正大位，写了一篇《劝进表》，文中鼓吹李自成“比尧舜更多武功，较汤武尤无惭德”，贬抑崇祯为“独夫授首”，吹捧李自成“四海归心”。其溜须拍马，忘恩负义的丑恶嘴脸跃然纸上。更为可恨的是，他还写了一篇下江南之檄，劝李自成早下江南，底定天下。崇祯死后，尸体被草草安放在东华门外的一副原本用来安葬穷苦的人的薄皮柳木棺材中，周钟几次从先帝遗体前经过，不仅不哭不拜，竟然连马也不下，径直打马而过。
      
      　　周钟的无耻程度另人发指，但还到不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因为还有一个人比他更无耻，此人就是大文豪龚鼎孳。龚鼎孳与钱谦益、吴伟业并称“江左三大家”，少年聪慧，十八岁考中进士，任湖广蕲水知县，后因才能出众，调任兵科给事中，给事中属于言官，龚鼎孳在弹劾别人方面毫不含糊，他创造了“一月书凡十七上”的纪录，其中有“大奸本乎大贪之疏，政本关系安危、已误不容再误之疏、纠论怙恶之疏……庇贪误国之疏”等著名谏章，前后弹劾过周延儒、陈演、王应熊、陈新甲、吕大器等权臣，直声满于朝垣。然而当自己面临选择的时候，他的表现比谁都要无耻，“闯来则降闯，满来则降满”，气节沦丧，至于极点。不忠必定不孝，在父亲去世奔丧之时龚鼎孳仍然放浪形骸，夜夜狂欢。
      
      　　这三人争着向大顺谄媚，向别人吹嘘那些为李自成和大顺政权歌功颂德的句子是自己想出来的。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李自成这么快就完蛋，作为叛徒，他们的处境很尴尬。
      　　好比一个女人，丈夫被强盗杀死，丈夫尸骨未寒，她就改嫁给杀死他丈夫的强盗，为了讨得这个强盗的欢心，卑躬屈膝，卖笑迎奸。然而没过几天，这个强盗被另外一个更历害的强盗打跑了，而他的丈夫经过抢救又活了过来，她将如何面对丈夫和丈夫的亲朋好友们呢？
      　　三个人的表现各不相同。魏学濂羞愧难当，自杀谢罪。周钟恬不知耻，还想回到丈夫的怀抱，结果被丈夫杀死。龚鼎孳则将无耻进行到底，又改嫁给那个更历害的强盗。
      　　这三个人只是典型代表，类似还有不少，东林新天王史可法的堂弟史可程也投降了大顺，此君不仅在大顺政权中任“伪官”，还写信给史可法劝他也投降。这让史可法很为难，为了保护党人，他请求弘光给犯过错误的人以出路，可是他的要求会让人们怀疑他是为了庇护自己的弟弟。复社的一群小白脸杨汝成、项煜、陈名夏等人也都投降的不光彩行为，其中有不少人参与了当年驱逐阮大铖的活动。
      
      　　因此当复社成员为他们那些不争气的同志的无耻行为痛心疾首，咬牙切齿的时候，阮大铖笑得露出了后槽牙。疾风知劲草，板荡时识诚臣，在阮大铖看来，东林和复社的文豪和“正人君子”们关键时候的表现似乎说明了两点：一是学问越大越无耻；二是以君子自居的往往是真小人。现在是揭开这些人伪装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