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10-27　07:55:42
      
      　　第三节藩镇
      　　弘光政权军事上的失利，有其制度上的原因，这一制度就是“藩镇”，“藩镇”的缺陷在于进一步加剧了部队的军阀化，中央手里无兵，有兵的将领拥兵自重，平时各怀鬼胎，有些甚至心怀异志，一旦风浪来袭，则投敌变节，引起连锁反应。
      　　“藩镇”是在原明残余势力的基础上建立的，共有四个，分布在长江北岸，由东到西分别刘清泽部、高杰部、刘良佐部和黄得功部。刘清泽驻淮安，管辖淮安和海州的11个州县，负责收复山东；高杰驻徐州，统领泗州和徐州地区的14个州县，负责收复河南东部开封等地；刘良佐驻凤阳，管辖凤阳和寿州地区的9个州县，负责收复河南东南淮阳等地；黄得功驻庐州，管辖和州及滁州地区的11个州县，负责收复河南南部光州、固州等地。中央政府任命史可法为总督，对四镇进行协调和督促，去完成他们的使命。此外还有庞大的左良玉部，他对弘光若即若离，弘光对他利用加防范。
      
      　　弘光政权采取了很多措施对这些“藩镇”大帅进行拢络，一是加官进爵。封左良玉和黄得功为侯，封高杰、刘泽清、刘良佐为伯，皆世袭罔替；二是在政治上赋予了参政议政的权力。改变以往武官不能上疏言事的惯例，允许他们对朝政表达意见，发表看法；三是在经济上给予很大的自主权。中央给每支部队提供米三十万石，银四十万两，各镇还可以自行开荒、采矿和征收商税，以解决自身生存和扩充军事的问题。
      
      　　但是“藩镇”的成长并不等于国家军力的提升，它导致军力分散，形成各自为战的局面，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
      　　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军力而不是地盘，如果你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你就可以把别人的地盘变成自己的地盘，相反，虽然你地盘很大，但是军力不强，你的地盘很快就会变成被人的地盘，你将没有立锥之地。南京政府的错误就在于注重地盘而不注重军力，他们盼望着收复失地，但是对军力增强方面缺乏有效的举措。
      　　别外，南京中央政府的依赖性太强，他们依赖“藩镇”保卫他们，驱使他们收复失地，把自己的性命和事业交给他人是一种很不靠谱的做法。崇祯就是因为中央无兵，地方部队不听驱使才导致灭亡，南京政府完全没有吸取经验教训，他们不仅没有打造中央部队，反而以建立“藩镇”的形式，将地方军阀化合法化。
      　　不仅“藩镇”制度本身很有问题，一些藩镇的大帅本身也很有问题。
      　　刘清泽是一个投机分子，当李自成的军队逼进北京时，崇祯命他率军勤王，然而他不仅没有勤王，反而率军南下抢掠，他己经被实践证明是一个靠不住的人。给事中韩如愈经常弹劾刘泽清，刘泽清竟然派人将其劫杀在路上，从此没人再敢弹劾他。刘清泽生性残忍，他训养了两只猿猴，有一次在宴席上，他倒了一杯酒，让猿猴捧着酒杯送给客人，客人看到被猿猴狰狞的表情吓到，哆嗦着不敢去接酒杯，刘泽清笑道：“你害怕了吧？”说完他命人提取了一个囚犯，当场打死在阶下，并将死者的脑及心肝剜出，放到洒器中和酒，然后让猿猴捧给他喝，刘清泽接过酒杯一饮而尽，脸色没有一丝改变。
      
      　　刘良佐原是是李自成麾下战将，崇祯十一年十月被曹变蛟降伏，后来在宿松、庐州、六安一带同民军作战，因功升任总兵官，军中称花马刘。北都覆亡时他带的军队驻在河南正阳地区，四月应总督马士英邀请他率部南下，移驻寿县一带。刘良佐的弟弟刘良臣早在崇祯四年大凌河之役（时任游击）就已随总兵祖大寿投降清廷。《清史稿》关于刘良佐投降的情节语焉不详：“顺治二年，豫亲王下江南，良佐以兵十万来降”，刘良佐投降后死心踏地为满清卖命，为平定江南立下汗马功劳。从刘良佐不战而降以及降后鞍前马后的表现看，他很可能早就被其弟策反。
      
      　　藩镇本身缺陷以及用人上因依赖而失察的状况，使弘光政权的军事基础十分不牢靠。
      　　最早提出这一战略部署的是自请督师江北的东林党领袖史可法，史可法在奏疏中说：“兵马钱粮皆听（四镇）自行征调。四藩即用得功、杰、泽清、良佐为我藩屏，固守江北，则江南人情自安。”史可法是想以给“功、杰、泽清、良佐”四人极高的官位和国中之中的特权，换取他们对南明的忠心。他的建议也得到了弘光帝以及包括马士英在内的内阁的支持。之所以选中这四人，因为他们手中有兵，位置上也离得最近。这完全是依据现实，就地取材的功利做法，而不是依据人品和战功。
      
      　　因此这一做法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特别是原明的一些战将，他们反对将高杰、刘良佐这些流寇出身的人以及刘泽清这样名声狼籍的抢劫者封为藩将，他们为大明终年征战一无所获，而他们的对手和敌人却位极人臣。
      　　反对派的代表是著名学者刘宗周，作为老一辈东林党人，他在学术上的成就首屈一指，声名远扬。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败逃之将而得封，谁当不封者？”
      　　他的意见代表了那些眼红的不满者，但是他反对藩镇更主要是出于对藩镇所代表的防御思想不满，他认为大明灭亡，崇祯自杀是奇耻大辱，此仇不报，难以立于天地之间，他主张御驾亲征，利用人们对亡国的伤痛以及复明的思想，号召各地忠于明朝的民间武装，为崇祯报仇，进而中兴大明。
      　　刘宗周的战略思想似乎有利用凝聚人心，通过复仇之战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这要比依靠军阀，偏安一隅显得高明，也比后者更有血性。
      　　但是御驾亲征只是一个命题，要确保成功还有很多细节需要考虑，如果不能打造一支受中央掌控，忠于皇帝的军队，而仅仅是依靠军阀和民间的散乱的武装，恐怕也很难成功。
      　　更重要的是，经营防守永远要比经营进攻容易的多，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依靠别人永远比自强自立容易的多，可以少吃很多苦。因此，刘宗周曲高和寡，他振臂一呼，人们四散离去，刘清泽、刘良佐等既得利益者为了保住利益甚至想要暗杀他，他不得不悲哀地隐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