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4-2015:24:56
      　　建设抗清根据地
      　　孙可望出身卑微，多年来追随张献忠出生入死。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后，深受张献忠器重的孙可望直接参与了政权的日常管理与建设，积累了一定的执政经验。
      　　事实证明，孙可望虽然大老粗一个，但他不仅是名能征善战的武将，也是一名治世能臣。
      　　出于建设“抗清根据地”的需要，孙可望开始施展拳脚，大刀阔斧治理云南。
      　　——政权建设方面。
      　　虽然没有得到永历朝廷的正式承认，但孙可望履行“不得仍用伪西年号”的承诺，采取“建国不建统，纪年不纪号”的方针，为将来与永历政权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有了这个基本原则，沐天波以及云南官员的安置就比较顺畅了。沐天波的爵位保留，名义上继续领导汉族“土司”，杨畏知、王应龙等前明官员均得到委任。
      　　搭好了架子，孙可望开始整顿吏治，总方针是在綦江整顿时定下的亲民政策。
      　　要想将云南建设成为稳固的后方基地，就必须争取民心。要想争取民心，就必须确保官吏勤政为民。
      
      　　在这个过程中，被委任为“工部尚书”兼“巡按”的王应龙起到了突出作用。他领导“纪委”（巡按衙门）长年累月巡察各地，惩治贪腐，为百姓伸冤鸣冤，民望极高。
      　　值得一提的是，孙可望还有一项超乎寻常的政策“许地方头人起诉”。说直白一点，热烈欢迎底层“屁民”的“有组织上访”，既不拦截也不关押，甚至“妄诞之言亦不深究”。一时间，贪官惊慌失措，百姓欢欣鼓舞。
      　　——军事方面。
      　　和平解决滇西以后，云南大部已在孙可望的控制范围之内，但沙定洲还控制着阿迷州、蒙自，同样顽固的土司禄万亿、禄万兆控制着东川（今云南会泽）。
      
      　　永历二年（1648年）五月，孙可望派艾能奇率军征伐盘踞东川的土司禄万亿、禄万兆。但是，能征善战的抚南将军艾能奇却在阴沟里翻了船。大军距东川三十里时，遭遇土司埋伏，艾能奇中毒箭意外身亡。孙可望痛失一员猛将，另派精兵讨伐，总算拿下了东川。
      　　七月，李定国、刘文秀南征阿迷州、蒙自，将负隅顽抗的沙定洲团团围困。
      　　云南本来就土地贫瘠、经济落后，沙定洲固守的蒙自就更惨了，别说什么粮食储备，吃了上顿能有下顿就很不错了。
      　　这么一个状态，哪里经得住围。不过十几天的时间，缺吃少喝的沙定洲饿得前胸贴后背，扶着墙出来了：我投降，给口吃的成不？
      　　十月，酒足饭饱的沙定洲在昆明被处死。
      　　云南安定了，孙可望又在边境设防，“凡可以入滇之路，悉扼守之”。在云南内地，孙可望加紧招募新兵，开展军事训练，严肃军纪，做好抗清斗争准备。据史料记载，孙可望当时“拥兵三十余万，家口倍之”，成为全国最强大的一支抗清队伍。
      　　——经济方面。
      　　建设“抗清基地”，光有军队不行，士兵也是人，是人就得吃饭！
      
      　　云南属于高原山区，可耕种的土地不多，生产关系和耕作方式又比较原始，因此粮食产量不高。再加上几年的战乱，农业生产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很难支撑几十万大军的粮食补给。
      　　考虑到云南的底子太薄，孙可望结合实际情况，多管齐下，大力发展经济，恢复生产。主要采取的政策包括：
      　　其一，重新划分土地，同时照顾地主、农民的利益，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这条政策看似不起眼，但作为农民起义军，能如此顾全大局，实在是难能可贵。
      　　其二，保护民间贸易，铸造铜钱，取代原始的贝币。云南是产铜的，但全被朝廷拖走了，再加上地处偏远，百姓普遍使用极其原始的贝币。铜钱的使用，为工商业的繁荣和云南与外界的经济往来奠定了基础。
      
      　　其三，按照“官一民九”的比例收取赋税，这在全国是最轻的。如此低的税率，怎么养得起几十万的军队？孙可望还有办法——井盐官营。云南出产井盐，孙可望建立了专门的盐税司进行管理，每年的收入在十万两以上，再加上赋税和铜矿的收入，足够了！（当然不是按照弘光四镇的算法。）
      　　——社会管理方面。
      　　云南民族众多，而且信息闭塞，少数民族在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还比较封闭，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争取云南的民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民心。
      　　因此，孙可望采取因地制宜的方针，在服从领导的前提下，继续维持“地方家族式土司武装自治”的现状。孙可望对少数民族没有偏见，主张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还带头刻印佛经。另外，孙可望还扬长避短，发挥“土兵”的优势，组建山地兵、象阵等特殊兵种。
      　　孙可望虽是一介武夫，但拿枪杆子的人并非全是藐视拿笔杆子的。在孙可望看来，抗清事业光靠军队是不行的，必须争取广大知识分子的参与。
      　　云南局势稳定后，孙可望决定“开科取试”，发掘人才，并尊崇孔子，以此争取地主士绅阶层的支持。
      
      　　在孙可望的治理下，偏远贫弱的云南堪称“世外挑源”，呈现出一片安宁祥和的局面。《明末滇南纪略》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永历三年（1649年）元宵节，昆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然”。
      　　这一派堪比“太平盛世”的景象，与永历政权治下的兵荒马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切，归功于大西军，归功于孙可望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