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节
施原 |
小说下载 |
返回目录
日期:2011-05-14 14:12:38
(续)
六汪记‘还都南京’的丑剧
高陶事件使《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公布于众,全国全世界一片哗然。汪精卫集团的汉奸卖国蠈面幕暴露无遗。
汪精卫集团只好厚着脸皮把卖国的丑剧演下去,决定粉墨登场,要‘还都南京’,成立汪记傀儡政权。
搞汪记傀儡政权,靠汪党几个人物远不够,他们也要搞‘统一战线’,要一批吹鼓手,吹喇叭,抬轿子,搞得热热闹闹。于是,汪精卫费尽心机想出一个‘中央政治会议’的机构,来装潢门面。为尽速组织‘中央政治会议’,汪代(主席)令周佛海等人邀请“各合法政党领袖和社会上负重望之人”,参加上海会议。被邀请的人有中国社会党创建人江亢虎﹑国家社会党政治委员诸青来和中国青年党第二流角色的赵毓松。
此时,江亢虎已贫困潦倒,住在一间“落上落下”的阁楼上,天天找人借钱。他穷极无聊,便以社会党党魁的身份向汪精卫靠,但其实他手下连一个党员也没有,是以光杆司令部的‘党魁’加入汪“和平运动”的。
另外有诸青来和赵毓松投靠‘汪代’,他们也纯粹出于投机。汪精卫每月拨给他们二三万元“活动费”。无非花钱买他们来当吹鼓手,为伪‘中央政治会议’的“多党政治”装饰门面。参与其中的还有“无党派人士”杨毓珣和赵正平。杨毓珣是袁世凯的女婿,而赵正平最早当过陈英士的跟班,后来在孙传芳手下办过教育,当暨南大学校长。
汪精卫集团网罗的就是这批封建余孽、无行文人、洋场恶少、党棍政客,来拼凑他们的‘中央政治会议’的班底。
组织傀儡政权在紧罗密鼓中进行。
可是,中间出了件令倭﹑汪苦笑皆非的恶作剧,使汪精卫集团‘还都南京’的锣鼓敲响了许久,而丑剧迟迟不见开场。
正当汪精卫兴冲冲准备上台当汪代主席之际,倭方向汪精卫叫停。
原来,日方认为与蒋方面接洽所谈条件的已有头绪。因此,倭方主张汪先生组府日期延迟。
汪精卫听了,犹如是日本人当头给他一桶凉水。如果倭方与蒋介石谈判成功,势必让他与蒋介石共同组府。这样,不就是日本人又把他汪精卫回卖给蒋介石了吗?
汪精卫悲哀至极:
日本根本没有把他汪主席放在眼里。他不过只是日本呼来唤去的一只狗罢了。不需要时,就随时可以被抛弃。
日期:2011-05-15 20:55:02
原来,从1940年3月初开始,日本人背着汪精卫加紧了所谓“桐工作”。
“桐工作”就是要跟重庆的蒋方面直接谈判。日本兴亚院政务部长铃木卓尔奉命赴香港任机关长,与‘重庆方面’的自称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及‘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陆军少将张汉年’等4人谈判。双方在香港举行圆桌预备会议,讨论和平条件。重庆方面的‘代表’原则上同意了由日本方面起草的“备忘录”。但他们坚持“和平”的先决条件应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又不愿在“备忘录”上签字,仅仅保证火速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誓在内部努力作到承认这一“备忘录”。
为此,日方认为“桐工作”计划已有头绪。
显然,日本人遭到戏弄。所谓的‘中方参与谈判人员’完全都是冒牌货。其中,假冒宋子良的是军统特工曾广,假冒章友三的是特工叶遇霖。连曾广这个名字还是化名,真名是曾政忠。特工曾广无非是为了捣乱一下日方的部署而故意玩了一记恶作剧,如此而已。日本人久久地期盼曾政忠这个假‘宋子良’能给回个音头,却不知所终。对此,周佛海事后不无嘲讽地说:
余对此事本断定其不成功,因日方由渝方所得文件,均非正确。以余观之,渝方并无诚意与决心,不过虚与委蛇而已。
事后周还哭笑不得地暗地挖苦日本人:
数月对手之真伪尚莫辨,实一笑话也。
但同样,陈公博﹑周佛海也陷入困惑中。他们也正在等司徒雷登与蒋介石联系的回音。
汪内部的周佛海是个朝三暮四的人。1938年底,他逃离到香港时,曾与戴笠、杜月笙联系,周佛海向戴笠表示:
此次离职欲劝汪勿趋极端,并无其他。
周佛海到上海后,派段祺瑞之侄段运凯通过杜月笙、陈果夫等各种渠道,去重庆向蒋介石传话。北平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也到上海。周佛海、陈公博与司徒雷登见了面。司徒雷登说:
中国军事的力量薄弱,不足与日本相敌,如果能在这时求得合理的‘和平’,就是中国之福。你们现在不宜组织政府,以免公开暴露内部分裂。
陈公博、周佛海表示赞同。双方详细讨论了“全国和平”有关事项,但司徒雷登走后,杳无音讯。显然,这也是重庆方面干扰汪伪行为的一个行动。
这两折腾,使汪精卫的好梦迟迟没能做成。
日本人发觉被军统特务耍了。知道与蒋介石的谈判没有希望,不得不把注意力又稍偏在汪精卫身上。于是,日本人通知汪精卫,同意他们在4月1日组成政府。
汪精卫闻言大喜。找来周佛海,要他即作准备。
周佛海听了,思忖一下,却说:
4月1日?这日子不好,不吉利!
汪精卫吃了一惊:
怎么不吉利?
周佛海慢悠悠地道:
4月1日是外国人的‘愚人节’,选择这样的一个日子组府,显然有嘲弄的意味!
调用缓存:34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