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9-2321:01:15
      　　※　一丘之貉
      　　说完“三镇叛乱”之后，我们终于有机会来看一看后汉朝政的情况了。
      　　刘承祐在位三年有余，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五代时期“派系斗争”最为激烈的三年，过程可谓惊心动魄，结果更是耸人听闻。
      　　首先，我们请两派隆重登场亮个相，他们是：
      　　——元老派：史弘肇、杨邠、郭威、王章
      　　——新生派：苏逢吉、苏禹珪、李业、聂文进、郭允明、后匡赞
      
      　　元老派当中，杨邠是枢密使，负责内政；郭威是国防军总司令，负责军事；史弘肇是禁军总司令，负责京城治安；王章是三司使，负责财政。这四个人实际上控制了绝大多数的要害机关，同心协力医治战争创伤，使国家获得基本稳定。
      　　新生派当中，苏逢吉、苏禹珪是宰相，李业是李太后的弟弟，其他三个则是刘承祐的宠臣。这几个人实权不多，但有坚实的靠山，潜在能量巨大。
      　　一说起“派系斗争”，不少人容易陷入“标签化”的惯性思维，总想分出一个好坏出来，将其简化成“忠奸之争”。
      　　其实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元老派”既有“政绩”，也搞“权力寻租”，前面提到的侯益，就是用钱狠砸杨邠、史弘肇，最后不仅逍遥法外，还堂而皇之地当起了开封尹。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些所谓的“政绩”又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呢？
      　　最容易出“政绩”的自然是王章负责的三司使，平定叛乱、建设国家，都离不开财赋的支持。王章搞“创收”，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堪比当年孔谦的“阎王殿”。
      
      　　横征暴敛的具体措施，这里只说三条：
      　　其一，征收“省耗”。
      　　按照旧制，粮食征收需要增加“雀鼠耗”。也就是说，官粮储存到仓库里，难免被麻雀、老鼠吃掉一些，官府不能吃亏啊，这笔损失得由老百姓承担，官方规定的额度是每斛加收二升。到王章这里，“雀鼠耗”照收不误，再加收一项“省耗”，额度同样是每斛二升。
      　　其二，征收“省陌”。
      　　同样按照旧制，官方兑换银钱的比例是八十为一陌，出入都是这个价。到王章这里，官府的“买入价”，一陌还是八十，但“卖出价”作了调整，一陌只能兑七十七。你拿着八十钱，可以兑换出一陌银子，再拿着一陌银子去兑换铜钱，只能拿到七十七钱，这三钱的差价，就称为“省陌”。
      　　其三，锱铢必严惩。
      　　王章规定，百姓犯盐、矾、酒禁者，无论涉案金额大小，一律判处死刑，并罚没收全部财产。于是，官府就打着“惩治犯罪”的旗号大发横财。
      　　一句话，这是“带血的GDP”！
      　　日期：2014-09-2420:43:45
      
      　　为政如此暴虐，那么为人呢？我们以史弘肇为例。
      　　史弘肇时任侍卫都指挥使，掌握着禁军，同时负责京城治安，当街抓人那是家常便饭。特别是“三镇叛乱”期间，京城内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史弘肇命禁军在京城巡逻，以各种理由大肆抓捕，而且不问轻重，一律诛杀。
      　　更离奇的是，有人只是抬头望了望启明星，竟然被抓起来腰斩，还有醉汉与军士发生肢体碰撞，也被诬以“造谣”之罪斩首示众。
      　　在史弘肇治下，京城治安虽然得到整肃，但冤死者不计其数，无人敢到官府申辩。
      　　史弘肇不仅滥施刑罚，还经常捏造罪名，大肆抓捕富商，夺其财产，又大兴告密之风，搞得人人自危。
      
      　　除了郭威以外，这几位“元老”还有一个共同点——都看不起读书人。
      　　杨邠说，国家有钱有兵就行，文章礼乐都是虚的，可有可无。王章说，读书人就是一把“算子”，不知颠倒，百无一用。史弘肇的态度最恶劣，说读书人最可恨，个个该杀。
      　　“元老派”为政为人如此不堪，“新生派”其实也是一丘之貉，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辅政大臣”之一、时任宰相的苏逢吉。
      　　关于苏逢吉，我们说三件事。
      
      　　首先是处理盗贼问题。
      　　当时，全国上下盗贼四起，摁都摁不住。京城的治安虽然归史弘肇管，但全国的治安得归宰相管。苏逢吉决定“乱世用重典”，打算推行“四邻同保，皆全族处斩”。也就是说，哪一家出了盗贼，那么他家以及四邻，都要满门抄斩。
      　　苏逢吉的方案一出，朝臣大为惊骇：照你这种搞法，全国还不被你杀光了？吵来吵去，最终删去了“全族”二字，冤死者也不少。
      　　其次是“静狱”。
      　　早在河东时期，苏逢吉也是负责治安。刘知远心血来潮想行善，下令要求“静狱”，也就是把犯人该放的放了，人为打造“狱空”的和谐局面，博个“彩头”。
      　　苏逢吉接到任务之后，下令将监狱里的囚徒全部杀光，监狱里比任何时候都清静，交差！
      
      　　还有私吞李崧家产的事情。
      　　刘知远入主汴梁时，李崧、冯道还在恒州，他们的府第分别被赐给了苏逢吉和苏禹珪。苏逢吉得寸进尺，将李崧府第之内的财物，还有洛阳的房产悉数改名换姓、收入囊中。
      　　李崧作为“罪臣”回到汴梁，继续为刘知远效力。能保住小命就不错了，哪里还敢找苏逢吉讨要。李崧的弟弟李屿咽不下这口气，喝高了之后便破口大骂，问候苏逢吉的祖宗十八代和全族女眷。
      　　隔墙有耳，更何况李屿还跟苏逢吉的门生喝过酒，这些酒话一字不漏地传进了苏逢吉的耳朵里。
      　　没过几天，李崧前来拜见苏逢吉，将所有的房契、地契拱手奉送。
      　　李崧不来，苏逢吉还真忘了这茬。自己霸占了李崧的房子和土地，房契、地契却还在人家的手里。联想到李屿的“酒后吐真言”，苏逢吉不禁大为光火，心想：你哥俩可以啊，一个在背后戳着我的脊梁骨骂，一个交出房契、地契让我无地自容，把我当猴耍是不是？
      
      　　苏逢吉想收拾李崧，苦于没有合适的借口，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李屿最先出事儿了。李屿有一个仆人叫葛延遇，帮着主子打理一些生意，暗中虚报账目、中饱私囊，结果被李屿发现了。
      　　葛延遇自知难逃厄运，找到“小伙伴”李澄商议。李澄又是苏逢吉的仆人，在苏逢吉的授意下，李澄怂恿葛延遇诬告李屿谋反。葛延遇照办不误，苏逢吉则伺机将李崧、李屿兄弟收押。
      　　李屿知道自己是受小人陷害，赌气说自己的兄弟、亲眷、家仆共计二十人，打算起事，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苏逢吉拿到李屿的“供状”，提笔将“二十人”改成了“五十人”，对李崧一族大开杀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