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发生这些轻微变 化，但是还很容易看
      出农村社会结构的原来面貌；大部分自耕农所有的土地仍然太少；地租在增
      加，佃农的负担在逐渐增多；由于人口迅速增长，农村打零工的无产阶级人
      数几乎没有减少；农村仍然仅仅依靠集体使用权利，如公共牧场和通道使用
      权、拾遗穗权、公地使用权等，而继续维持生活。因此森林的封闭使他们经
      常深受影响。他们象在旧制度时期一样，仍然要从工业部门、暂时外迁和行
      乞来寻找生活来源以补不足；在阿尔萨斯、洛林、来因地区，农民借口贫困，
      相当大量地移居俄国，尤其是在1808 年和1809 年：结果不得不采取严格措
      施以制止他们外迁。
      至于工人的状况，变化更小。拿破仑只是到1813 年才为工人，而且还仅
      仅是为矿工采取了预防工伤事故的措施，禁止十岁以下童工下矿井，并批准
      在乌尔德郡煤矿创办自由参加的福利救济会。他公开发表了自己曾多次提出
      过的关于消灭乞丐的主张，但是他并不比他的历届前任取得更大的成功，尽
      管在1808 年他曾经认真地着手建立一些乞丐收容所。除了几个城市以外，公
      共救济事业并无进展；由督政府所创设的救济机构现在还在工作，但是经费
      不足。只有私人发起的组织有所改善；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①和他的朋友们
      于共和九年曾在巴黎又创办了“慈善会”，它开设了第一批施药所，其它的
      慈善会随之在外省纷纷建立。这些慈善会支助了一些储蓄所和互助会，1815
      年储蓄所和互助会约达一百多个；“幼儿教育会”也活跃起来。主要之点是，
      在农村和在城市里一样，工资保持了原状或有所增加；在巴黎，将近1811
      年的时候，工资由二法郎五十生丁增至四法郎二十生丁；因为物价也上涨，
      所以生活并没有改善很多；但是面包不贵，人民能够维持生活。人口的迅速
      增长便足以为证。而早婚比以前任何时候更促进人口的增长，因为人们想借
      此逃避征兵：1812 年有二十二万起结婚，1813 年有三十八万七千起；结果
      1814 年比1813 年多出生了十二万二千个婴儿。出生率从1801 年到1811 年
      超过了千分之三十二，法国从来没有这样生机勃勃。政府为减少死亡率作了
      一些努力，主要是推广接种牛痘；莱载-马内西亚在下来因郡组织了一个免费
      医疗站。从1801 年至1810 年，尽管战事连绵，在法国原有领土内①还是增加
      了一百七十万人；有很多人为此而感叹，因为这只能增加贫困和乞丐。
      1811 年的工业危机中断了接连几年的好年头；但是1812 年就迅速地复
      苏了；这真是幸运得很，因为1811 年曾歉收，而且出口使“库存的麦子”销
      售一空，所以1811 年冬法国大闹饥荒，与共和十年时一样严重。1812 年春
      达到最高峰，一百公升麦子的平均价格从1809 年的十五法郎上升到三十三法
      郎，而面包在某些地区从每磅两个苏涨至十二个苏。人们又看到了惯常的动
      乱：乞丐增多并结成匪群，抢劫和焚烧农庄，拦截粮车，扰乱市场，三月初
      在冈城发生的事就是个例子。强大的国家镇压机关进行了无情的镇压：近卫
      军的一个分队占领了冈城，军事法庭命令处决了六个人。与此同时，还努力
      进口粮食。早在1811 年8 月28 日，拿破仑就组织了一个粮食委员会，粮食
      供应局局长买进了大批粮食。象往常一样，这主要是为巴黎着想的：国家在
      ① 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1747—1827 年）出身旧制度的大家族，1789 年当选三级议会代表，在政治
      上属于以拉法叶特为首的自由派贵族，在大革命初期起过一定作用，后以慈善家身份参加社会活动。——
      译者
      ① 即不计入1792 年对外战争后合并的地区。——译者
      
      巴黎出售了四十五万袋小麦，补贴了一千四百五十万法郎，以维持每磅面包
      为四苏半的价格。然而，皇帝在出发去俄国的前夕已感存货过多，就毫无顾
      忌地效仿国民公会；5 月4 日的法律迫使商人把粮食拿到市场出售，规定对
      粮食出售加以管理，并强制粮商申报其库存；5 月8 日，重新规定了“最高
      限价”：小麦的官价在巴黎地区定为三十三法郎，郡守们接到命令要定出每
      郡的小麦价格。后果却和1793 年5 月4 日的法律颁布以后一样，因为还没有
      做到征用粮食：市场上空无所有，而黑市贸易却形成了。收获季节一开始，
      政府就放弃了最高限价。尽管有这些考验，帝国在人民眼里似乎并没有失去
      声望；派去巡视的特派员之一拉斯卡斯送上的报告，丝毫没有留下拿破仑不
      如以前那么受到尊敬的印象；无论如何，农民和工人甚至从来没有想到可能
      由一个波旁王室的人来取代他。
      在1804 年以前合并的比利时、来因地区、日内瓦、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
      等国中，革命的变革已经全盘实施，拿破仑的体制得以正常运行。各国人民
      领会到这个体制的优点，特别是由于象托纳里山郡的让邦和来因-摩泽尔郡的
      莱载-马内西亚等郡守勤敏执行和坚定不移的贯彻。另一方面，经济活动蓬勃
      展开。正是在这个时候，由于开放了法国市场，由于来自巴黎的资本和订货，
      比利时的大工业产生了；从亚琛到科隆的来因平原和萨尔地区的情况也是如
      此。比利时和皮埃蒙特的农业似乎并没有得到改进；但是在来因地区开垦了
      很多荒地。虽然比利时（安特卫普除外）没有兴建大的公共工程，但皮埃蒙
      特却利用了阿尔卑斯山的大公路了；来因地区开辟了一条沿着来因河的公
      路、摩泽尔公路和一条从巴黎通过威塞尔到达汉堡的公路；一些运河把萨尔
      和洛林连结了起来。形势不能使各方面的利益都得到满足：热那亚、安特卫
      普和来因地区各港口就注定要萧条起来；帕拉蒂纳并没有在帝国找到它在来
      因河东面失去的农业市场。象在法国一样，这些地方的负担看起来还是沉重
      的，租税摊派得较好，但是正好补上甚至超过了所废除的捐税；封锁使消费
      者深感不便，征兵更使人反感。然而人口还是到处增加；虽然生活福利没有
      增加很多，但是居民也确实没有感到贫困难忍。
      在所有这些地区，从这个政府得到最大好处，因而最拥护这个政府的是
      资产阶级。国有产业的出售、工业、公共职务等产生了暴发户和小资产阶级，
      如果旧制度复辟，他们就有丧失一切的危险。但是拿破仑与教皇签订的教务
      专约也已安抚了天主教徒，甚至贵族在看到拿破仑排斥了雅各宾派和“爱国
      党”的时候，也有一部分人归附了新政府；皮埃蒙特人圣马桑出任大使，默
      罗德-韦斯泰洛公爵和于尔塞尔公爵当上布鲁塞尔市长。当地的新贵名流主要
      是责备皇帝对他们不够信任：郡守、主教、各机关的主要首长均是法国人；
      有几个合并国的人获得了在帝国内其它地方的类似职位，但是为数很少；在
      他们的本国，他们担任郡议员、法官、市长、教授，不用说还有更为低级的
      职务。可能谈不上同意他们在本国垄断公职，但鉴于各国新近才被合并，皇
      帝把大部分职位都给了他们。新的郡和旧的郡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在新的郡
      里，人民从大革命时期的法令中得到的好处少得多。废除封建赋税并没有在
      比利时和意大利北部引起震动，那里当法国统治建立起来的时候，封建赋税
      似乎已经所剩不多；在来因地区情况则不同；但由于长期要求地租债务人证
      明其封建地位，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就很不得民心。取消什一税在各地影响很
      大；然而农民只有当他是土地所有者时才能充分得到这项利益；可是在比利
      时，国有产业的转让迟到督政府后期才开始；在来因地区和皮埃蒙特，宗教
      
      团体只是到1802 年和1803 年才被取缔，其地产自1804 年起才出售。到了这
      个时期，1793 年的各项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回忆而已。象法国一样，出售的方
      式是排斥穷人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然而郡守们指出：争取乡下人的最可靠办
      法是，在拍卖之前把耕地分割成小块，有一个郡守于共和十一年说：“农民
      渴望获得土地”，让邦自夸曾这样做了，并因此产生了一万个自耕农；经营
      国有产业的商人也把他们买进的土地分成小块，以便出售。然而不可否认的
      是，出售国有产业的方式使被合并各国的农民比法国农民更为失望。
      同样，在合并的各国里，尤其是比利时和来因地区，也能看出拿破仑与
      教皇的决裂所产生的影响比在法国更大，因为那里从未成立过民族国家，教
      皇至上论的思想根深蒂固：在美因兹，科尔马主教为阿尔萨斯和德意志造就
      一代效忠罗马的教士。此外，皮埃蒙特对旧王朝的眷念，热那亚港口繁荣的
      破产，日内瓦地方贵族的心怀不满，他们为失掉了权利而感到创巨痛深，这
      一切也阻挠了法国的影响在这些国家中进一步扩大。但是在被合并的各国
      里，尽管有人采取保留态度，却没有任何人曾敢对拿破仑的统治动一个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