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积极的成果是：这次会议
      终于得以使俄国人确定参加今年10 月举行的新的外长会议，并对这次会议的共同认程
      达成了协议，而这样的议程是符合西方利益的。
      我知道，这次会议的积极成果和西方三国所表现的同心协力，首先应归功于您的
      孜孜不倦和始终如一的努力。对此，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我崇高的敬意和真诚的感谢。
      随着日内瓦会议的结束，我们进入了东西方关系的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的艰难
      险阻并不亚于过去，我们必须更加高度地注意苏联人的所谓缓和紧张局势的种种手法，
      它们旨在使我们各国公众舆论看不请苏联的真正意图而上当受骗，它们麻痹我们的人
      民，同时借以松懈西方的防御力量和团结，并破坏它的统一。我以为今天西方政府有必
      要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警惕和紧密合作。以便有效地对付俄国人的这种新策略。但是我
      把这次会议的结果看成是西方国家在今后与苏联的艰巨谈判中进行合作的良好预兆。
      根据我所听到的会议过程情况，苏联人显得浑身都不舒服。西方的团结一致肯定
      
      不会不给他们留下印象。我认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关于从空中监督军备的建议是对解决
      裁军问题的一个十分卓越的贡献，我只希望这一建议能在联合国委员会中进行深入的讨
      论。我几乎不相信，这项建议会适合苏联人的口味。
      我希望，经过前几个星期的努力之后，您能略事休养，过去您也难得有休养的时
      间的。
      再一次表示感谢，并致以亲切的问候和祝愿，请向您的尊敬的夫人致意。
      您的
      阿登纳（签名）
      1955 年7 月25 日于缪伦
      （二）
      “亲爱的联邦总理阁下：
      我对您7 月25 日的来信十分感谢。您坦率而又诚挚的表白，充分地说明了我们之
      间存在着信任和谅解的精神，令人欣慰。
      总统和我谒尽一切努力把德国重新统一这一议题放在首位。现随函附上我在昨天
      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摘要。
      我满怀信心地认为，如果能够在整个欧洲目标明确地唤起要求统一德国的期望，
      那么就会发现统一的局面。
      据我看来，只要德国重新统一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联盟是能符合苏联
      人的一切合理的安全愿望的，那么，向苏联人提出任何一种解决安全问题的、行之有效
      的办法，都会证明是行得通的。
      但是，我获得的印象是，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安全，而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垮台后
      的政治后果。他们对待铁托态度的改变，以及从奥地利撤军，所有这些与其他三种联系
      在一起，已在卫星国政府中引起了对于它们自己前途的很大不安。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
      在东柏林逗留了许多天，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打气，未始不是没有深远意义的。
      我很想知道您对事件这一面的看法。我的夫人嘱我代为致意，感谢您对她的问侯。
      希望您在深山幽谷中得到真正的休息。我很想和您在一起，但是那样一来，也许
      我们两人都不会得到休息了！
      谨致
      衷心的问候！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签字）
      1955 年7 月27 日
      对日内瓦空气认识清醒并与阿登纳有同感的唯杜勒斯而
      
      到莫斯科去！
      阿登纳博士同俄国人的谈判，无疑将是他漫长的政治
      生涯中最微妙的时刻。
      ——美国著名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于1955 年
      8 月28 日就阿登纳莫斯科之行的报道
      迄至今日，阿登纳作为联邦德国的总理，一直是和西方的政治家们打交
      道。苏联人在1955 年6 月7 日发出的邀请，给了阿登纳一个同布尔什维克领
      导人们进行正面角斗交锋的机会。
      阿登纳对苏联邀请他到莫斯科谈判的第一印象是，苏联人试图在联邦德
      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他首先担心接受去莫斯科的邀请有可
      能动摇西方国家对联邦德国的信任，同时他也担心由此开创一条独立于四国
      谈判之外的德苏双边谈判道路，会扰乱导致德国统一的程序。他一向认为德
      国统一是四大国的义务，凡是把德国问题从日内瓦议程上抹掉的可能性都必
      须尽量避免。但是，因为俄国人已用邀请来表示了他们对和解的善良愿望，
      阿登纳也绝不愿给俄国人以借口，说联邦德国既不希望和平，也不希望缓和
      紧张局势和德国重新统一，反过来，阿登纳感到这是一次机会，可以借以摸
      清俄国人的真实意图，并向全世界表明联邦政府是愿意缓和紧张局势和为德
      国重新统一作出努力。
      阿登纳的结论是：必须到莫斯科去！为了避免引起西方盟国的不信任感，
      阿登纳立即将这种想法通知了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并且亲赴华盛顿，与艾
      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一起将访苏的时间订在9 月。
      访问之前，阿登纳作了充分的准备，他设法通过驻各国大使去摸清苏联
      在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具体情况。苏联在6 月7 日的照会中说，苏联愿
      就外交和贸易以及与此有关的各项问题进行会谈。8 月3 日，苏联又作了一
      个补充，除外交关系、贸易关系讨论外，又加上了文化关系，希望“不附带
      这一方或另一方的任何先决条件”。阿登纳通过8 月12 日联邦政府的照会向
      苏联说明，除了苏联政府提出的要求优先考虑的问题之外，还必须考虑其他
      问题，特别是德国统一和遣返战俘问题，并将其看作是“同苏联关系正常化
      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阿登纳明白，此行对德国统一问题的讨论将
      不会有什么意义，只是要使苏联人认识到德国统一是四大战胜国过去和现在
      都承担着的义务；真正需要和苏联政府交涉的，是要使苏联释放至今仍被拘
      留在苏联的德国人的问题。可以说，后者是阿登纳考虑是否同苏联建交的一
      个决定因素。
      阿登纳心里对形势有一种最基本的判断，那就是他认为东西方谅解的日
      子还没有到来，不能因为苏联人在日内瓦会议上发出了“微笑”，就对当前
      的国际形势表现出乐观。根据他的看法，可以想象有大量的因素使苏联感到
      有必要在同西方争执的过程中安排一个喘息时间，至于俄国人是如何理解这
      种喘息时间的，那西方就只能猜想了。当西方的政治家们忙于应付面临的大
      选或者是政党的角逐时，俄国人却一直作着长远的计划。目前苏联虽然在追
      求一个缓和的时期，以便能够解决国内外的种种问题，可是，却没有任何迹
      象表明苏联人打算放弃用共产主义来“统治”世界。如果在苏联没有作出相
      应的政治上的对等反应时，给苏联提供了一种机会，使它能恢复元气，摆脱
      
      目前困境，这样，在过了5 年、10 年或更多的时间之后。苏联就会变成一个
      内部坚固、能够给世界以更大威胁，并且无法抑制的庞然大物。这绝对不符
      合西方的利益；西方也绝对不能给苏联人以这样的机会。
      就这一点，阿登纳在莫斯科行前曾与杜勒斯交换过意见，杜勒斯对形势
      的估计比阿登纳乐观一些。杜勒斯告诉阿登纳，他相信苏联的政策已有所转
      变。杜勒斯说，根据他的分析，如果苏联人想长久地同美国的军备步伐并驾
      齐驱，那在相应的对比之下，这种做法对苏联经济产生的后果，就会等于美
      国人必须承担四倍于现有的军备开支，苏联经济将难以承受。另一方面可以
      肯定的是，苏联居民正在追求较高的生活水平，他们对消费品的需求已大大
      增加，苏联政府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否则人民会发生动荡。再者，在巴黎
      协定批准之后，苏联人已经开始认识到，西方经过团结已经强大起来，它已
      无法再遏制这种力量。这几方面决定了苏联人要采用一种新的外交方针，并
      有寻求与自由世界接近的良好愿望。杜勒斯估计，由于苏联人态度的软化，
      也许通过两年到四年的时间，德国的重新统一就会到来。不过，要使苏联人
      甘心放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还需要一些时间。
      尽管如此，杜勒斯还是同意阿登纳的观点，对苏联人不能放松警惕。法
      国总理安杜万·比内和英国政府方面也向阿登纳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形势所
      及，阿登纳对参加莫斯科会谈也不抱任何幻想。在与西方国家商议后，阿登
      纳确立了对莫斯科谈判的最高准则是：对西方绝对信守条约，决不因此动摇
      同西方的牢固联盟。
      阿登纳利用他的夏休假期为莫斯科会谈作了深入细致的准备。为此，他
      亲信的新任联邦外交部长勃伦塔诺、国务秘书哈尔斯坦及其助手外交委员会
      政治司司长威廉·格雷韦频繁出没于他在缪纶的休养地。美国《生活》画报
      后来刊登了一张这四个人边散步边讨论的照片，背景是瑞士的山区。这张照
      片中，走在最前面的是阿登纳，随后的是作讲话姿式的勃伦塔诺和哈尔斯坦，
      格雷韦跟在最后面。他们构成了阿登纳的外交智囊团。
      当阿登纳回到波恩时，他已经对莫斯科之行有了充分的准备，他开始同
      内阁和联邦议院各党的议会党团领袖进行磋商。根据外交部长勃伦塔诺的建
      议，阿登纳决定访苏代表团的组成以小型为宜，成员以联邦议员为主。他谨
      慎地避免代表团成员的政治色彩过浓，这是为了免于向莫斯科作出任何承担
      责任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