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朝廷财政不足，兵又未练成，粮草亦未集，百姓尚疲，实是无力继续西伐。然则西夏人却不能尽知我朝虚实。若朝廷欲战，而示之以和，则自无不可。然若本无力战，而示之以和，虽开始西夏人必疑之以为诈，然久则必知我不能战之意，反使其能放心休养，且生轻我之心；若仅示之以战，而终久不出，亦能人知我虚实。今日之上策，则为亦战亦和，似战似和，不战不和！”
      　　石越与李丁文大笑，击掌赞道：“康时说得不错。”
      　　石越又笑道：“若能使西夏人不知我欲战欲和，则其中便可有无数后着，可让西夏人睡不安寝，日无宁日。”
      　　“后着？”唐康嘴唇动了动，却没有问出来。他知道这些事情，却已不是自己应当问的内容了。而金兰却在暗暗纳闷，石越自己面临着极为麻烦的问题，但是和唐康的谈话，却没有一句涉及，反而尽是说些军国大事，是他对自己有过份的信心？亦或是已有足够的把握？从未去过高丽的石越却对高丽国信誉旦旦百般支持，明明知道自己与高丽故国的联系却毫不介怀，而同时又能将西夏人、司马光都玩弄于股掌之间，城府之深让人不寒而慄……金兰只觉得眼前这个大哥，越发的深不可测起来。但最让金兰困惑的是，尽管如此，她却始终感觉石越是可以亲近的——虽然他高高在上，虽然他深不可测，但金兰却有一种女人的直觉：惟有石越是真正的理解自己的苦衷的。
      　　接下来的谈话很快便转到其他的方面。对于自己面临的境况和朝中的局势，石越既没有主动提起，唐康又对金兰不甚放心，更不会主动问起。至于金兰，就更无立场发问。于是交谈的内容自然而然的发生了变化。除了叙叙家常以及汴京的秩闻趣事之外，当时宋朝学术界接连发生无数的大事情，都成为众人聊天的话题。唐康刻意避开有关石越的部分，与石越、李丁文大谈西湖书院最近译介几部在宋朝影响巨大的著作：黄金五百年中大食著名学者侯奈因·本·易司哈格的《逻辑学》与《论彩虹》；由大食著名译者萨比特·本·古赖译本翻译成汉文的托勒密的《地理学》第一卷、阿基米德的《论球与圆柱》以及阿波洛尼乌斯的《圆锥曲线》；还有在大食人中地位仅次于亚里士多德，有哲学“亚师”之称的法拉比的《文明政治》与《学科细目》；大食哲学之王伊本·西拿的《治疗论》与《知识论》；著名大食史家穆罕默德·本·欧麦尔·瓦格迪的《征伐埃及史》（
      　　即《埃及的征服》）
      　　等等。西湖学院的译经楼这几年成绩斐然，不仅仅译介了大量著作，加入译经楼的大宋学者日益增加，甚至还有十几位大食学者与高丽留学生加入其中。而西湖学院更是在大宋所有学院中，第一个开设了语言课，有数十位大宋士子在那里学习大食语、梵文与契丹语。
      　　所有这些事情，可以说都是轰动一时的。当时江浙虽然并非大宋文化中心，但却也是人文荟萃之所，西湖学院每译介一部书，对江浙乃至全大宋的读书人都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向来以为惟有华夏九州才是人类文明唯一中心的宋朝读书人，这时候终于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在万里之外，还有一个未必逊色于诸夏文明的文明存在；所谓的“大食”，也并非是一帮只会经商的夷人组成的。而面对这种现实，大宋有些学者以宽厚的胸怀来接受这一切，甚至愿意谦虚的却研究这些“夷人”的成果，着手准备对其进行注释；但同样也有一部分学者对此嗤之以鼻，认为那些不过是末流而已。后一种学者中，高傲者则是傲慢的拒绝阅读，也禁止自己的弟子阅读讨论；而激进者，则不免吹毛求疵，在诸学刊中大加批评指摘，甚至指责西湖学院开设语言课，以华夏之尊而效沙门习夷人之语，是自甘堕落，斯文扫地。于是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在各种报刊上互相攻讦，有人批评，则有人辩护。唯独西湖学院的语言课，却不仅没有因此停办，反而别的学院也出现效仿之势——学习契丹语或者还只是出于书生经国济世的理想，但是大食语与梵语，却是有着直接的利益趋动，随着大宋海外贸易的繁荣，“通译”无论在官方与民间，都显得十分的紧俏。
      　　让石越非常吃惊的是，金兰对于这些事情也显得十分熟悉。石越从来不知道伊本·西拿的《知识论》里写了什么内容，但是金兰却能说得头头是道，让石越不由再次对这个女子另眼相待。
      　　这种闲聊一直持续到家宴结束。唐康让仆人先送金兰回府，他自己却再次折回来见石越。
      　　“大哥。”唐康见着石越，便迫不及待地问出忍了半天的问题。“朝中的局势，大哥与先生已有应对之策了么？”
      　　“朝中局势？”石越意味深长地笑着反问了一句。
      　　“难道大哥毫不担心么？”唐康隐隐有点奇怪，但他还是相信这只是石越临危不乱的风度，“福建子费尽心机，不过是想使离间皇上与大哥。偏偏此时《白水潭藏书总目》又……虽是名至实归，但总归是不得其时。”
      　　李丁文亦叹道：“此事措手不及，否则未必不能阻止。”
      　　“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石越淡淡的说道。李丁文不以为然地望了石越一眼，撇了撇嘴。唐康稍有点讶异，又立即道：“桑长卿与程先生他们，的确也不是那么容易说服的。他们既决定要做的事情……”
      　　“便是能勉强阻止，我也不屑为之。”石越打断了唐康的话，异常坚决地说道。
      　　唐康吃惊地望着石越。
      　　“自古以来，为政者有两类。一类目光短浅，不过是玩弄权术，以图搏取高位；一类却着意深远，所作所为，无不思及长远，欲为万世立法。做前者容易，不过有智术便可；为后者难，纵以王介甫之贤，亦不免有急功近利之病。我虽然愿为后者，但行事亦是战战兢兢，盖我终究亦不能知道自己所为之事，究竟是对是错。不过是尽我之力，但求无愧于心而已。然则若换位而言，则王介甫亦何尝不是在尽他之力，求无愧于心？我之为政与介甫之变法，区别又在何处？！”
      　　石越的声音十分平静，却让唐康觉得十分沉重，他仔细地听着，品味着石越的话。
      　　“我与王介甫之区别，其实也十分简单。王介甫自信过甚，不能容异己；而我却常怀惶恐，绝不敢以己为是而以人为非，竟容不得别人之不同。我自可有自己的政见，自然要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是我从来不会想将与我意见不同者全部逐出朝堂，禁止他们说话。我更不敢借官府之威权，打压民间之声音，钳制士林之清议。若是目光短浅者，自会以为不利于己的言论，会妨碍自己政务之实施，给新政增添层层阻力，恨不能除之而后快。但我却以为，既便那些反对意见中，一百条只有一条是对的，为了那一条对的意见能被允许说出来，我们也应当坦然允许那九十九条错误的意见被发表出来，接受它们带来的困难。这样的坚持，需要更大的智慧，它远没有独断专行来得痛快，但若能这样坚持，我们却会犯更少的错误，至少我们犯了错误以后，也能更及时的发现与改正。”
      　　“这有何必要？”李丁文不解的问道。
      　　“绝对有必要。潜光兄以为王介甫之聪明，在当今之世，谁可以比拟？”
      　　李丁文默然一阵，道：“司马君实、苏子瞻、公子，三人而已。”
      　　“果真以本性之聪明而言，我三人能胜之乎？”
      　　“不能。”
      　　“诚如斯言。”石越笑道：“潜光兄，王介甫之聪明，天下少有；王介甫之才学，天下亦少有；王介甫之声望，在他为相以前，天下亦少有；王介甫之权势，在其为相之时，天下亦少有！为何王介甫以聪明、才学、声望、权势四绝，一行新法，却导致天下沸腾？”
      　　“是其为拗相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