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有一刻钟了。”蔡喜躬着腰，在前面引路，一面又低声说道：“今日午时，小的去蕃坊买家生（阿越注：即家具），听到有人在议论，说是陕西出了大事。只是究竟是何事，却也没个准，有人说是西贼卷土重来，有人说是盗贼，还有人说是兵变。只是……”
      　　“只是什么？”蔡京脚下未停，眉头却是皱了起来。
      　　“只是有好几个人都说，有人在西京看见石府的二公子，虽是坐的马车，却穿着素白的袍子，好似押解的犯人一样……有人说唐大人是在陕西犯了事……”
      　　蔡京猛地停下脚步，冷冷地道：“这些事，你不要乱传。”
      　　蔡喜闻言，连忙回道：“是，小的不敢。”
      　　蔡京点点头，看了他一眼，方继续向书阁走去，脚下的步子却是迈得更急了。陕西兵变也好，唐康擅调禁军平叛也罢，蔡京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也许，换一个时间，这将是震撼朝野的大事，但现在，这一切，却都不能成其为重点。蔡京清楚地看到政事堂内吕惠卿的位置摇摇欲坠，他也敏锐地感觉到大宋朝正危机四伏——但是，吕惠卿倒不倒台不重要，大宋朝倒不倒霉也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吕惠卿的倒台，大宋朝的危机，必须能给他蔡京带来利益！保住自己，从危机中获取对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是被中枢的争权夺利压成齑粉，这才是蔡京目前最需要关心的。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即使他把宅子买在熙宁蕃坊，他也不可能真正的置身事外。因为，他就是石越手中的棋子，而石越，已经将他这粒棋下出去了。他必须完成棋手的任务，也必须巧妙地保护自己，只要稍有不慎，无论是哪方面的力量，都能轻易地让他化为齑粉，并且，不会得到任何同情——包括石越的！
      　　快到书阁的时候，蔡京刻意放缓了脚步，把自己的神态变得从容。他走进书阁之时，王谷已经站了起来，他手边的书几上，放着一把团扇和一卷书册，蔡京眼尖，已留意到青笺纸的扇面上，有司马光的题字。
      　　他笑呵呵地抢上前两步，揖谢道：“世用兄久候了。”
      　　王谷笑着回了一礼，道：“你我故交，不必论这些虚文。”
      　　“果然还是世用兄洒脱通达。”蔡京笑着又请王谷坐了，令人换了茶水点心，方笑道：“那我也将那些浮俗权且抛开。此番劳驾兄台移趾，一是受舍弟之托，我家七哥与君家玉女的婚事，草帖前已卜吉，又蒙兄台不弃，两家亦已换过定贴。歪.歪.书.屋恰逢兄蒙恩旨入选兰台，便这事耽搁下来。数日前，舍弟寄来家书，托我打探兄台之意，若兄台应允，则可觅一吉日，他便令七哥入京，由我主持，行过定聘之礼，也好将此事早些定下来。”
      　　王谷不料蔡京巴巴将自己请来，竟是先说他女儿与蔡京族侄的婚事，因笑道：“便依令弟之意，明日我便令人去找玉霄观李道长，请他卜个吉日。”
      　　“如此多谢世用兄成全。”蔡京笑着抱拳一礼，又开玩笑道：“我家七哥在西湖学院，也算是个魁首，将来少不得还给世用兄一个状元女婿。”
      　　“罢了，罢了。”王谷摇着手，笑道：“汴京三岁童子都知道西湖学院连中了三个传胪了，一甲却是一个也不曾中得。他若在白水潭，或还有几分指望。邵伯温都说了，西湖学院无一甲之命。”说罢，又看着蔡京，笑道：“元长找我来，断不会只为这些媒妁之事吧？”
      　　“毕竟瞒不过世用兄。”蔡京笑道，却微微沉吟不语，只是一双眸子定定地望着王谷。王谷也只是含笑望着蔡京，并不说话。半晌，蔡京忽然一笑，缓缓道：“我听说兰台令出缺，君实相公荐范纯仁为御史中丞……”
      　　王谷笑道：“元长来京不过两月，消息倒是灵通。”
      　　“我还听说世用兄与司马公休交情匪浅……”蔡京笑着，用手指了指王谷的那把团扇。王谷含笑不语，既不肯定，也不否定。
      　　“一年以来，司马君实接连荐举了十余名清流名士，其中既有邵伯温这样的白衣隐士，亦有杨时这样的中了进士后却不出仕的名士，还有世用兄这样的两任通判，在地方政声极佳的官员……一年之内，这些人几乎遍布御史台、给事中。”
      　　王谷静静听着，忽淡淡插道：“君实相公举荐贤材，全是为国为君之意，并无私心。司马公休才识过人，至今不过是秘书省校书郎而已。况且，君实相公举荐之士，固然有所谓‘旧党’者，然亦有李敦敏这样的所谓‘石党’，还有我这种东不投西不靠的——否则，以皇上之英明，也容不得他来安插党羽。”
      　　“诚如兄台所言，君实相公的确没有私心。”蔡京抿着嘴，道：“我胡乱猜测一句罢——君实相公其实是操劳过度，疾病缠身，他是怕万一有不讳之事，所以才遍召群贤，只不过是希望他死后朝中能有贤臣弼士匡正而已。因户部尚书无除官之权，不得已他才寄望于台谏。本朝制度，能制衡两府者，亦只有台谏而已。”
      　　王谷依然从容淡定地听着，但脸上的笑容却渐渐消隐不见了。
      
      
      新宋第三卷02章庙堂无策可平戎（三）
      
      　　几乎同一时刻，董太师巷司马光府内。
      　　相比起司马光的地位，他书室内的陈设，简朴得有些寒酸。一张书桌，一张琴桌，一张木椅，一张凉床，一架书橱，还有一座屏风，所有家生，都是汴京坊市中随处可见的东西。书橱内整齐有致地摆满了书籍卷轴；书桌上的文牍、笔砚、炭笔、石笔，分门别类地摆放着，一丝不苟；书橱与书桌都没有任何雕工可言，方方正正，规规矩矩。它旁边的屏风上面只有四边有简单的文饰，中间空白处用炭笔写满了蝇头小楷，似乎它并不是一个装饰品，而是一本备忘录。整个书室中，惟一值钱的东西，便只有琴桌上摆着地那把唐代古琴，它被擦拭得一尘不染，琴上还小心地用一块黄绫盖着，前面则供着三柱檀香——表示这把琴乃是皇家的赐品。
      　　此时，司马光正端坐在那张木椅上，听司马康说着益州路的情况，“……自熙宁十四年起，西夷南大乱，朝廷派兵进剿，三年之间，禁军屡战屡败，州县失陷，百姓无辜惨死，各地盗贼趁势猖獗，于是益州一路之兵逐年而增，有进剿之兵，有守备之兵，有捕贼之兵，至熙宁十六年，仅前成都府路境内，凡禁军、厢军、乡兵、蕃兵，已增至十二万余众，其中泰半用于守备各地，防御西南夷、盗贼之寇掠。仿佛五十年前陕西之事，复见于今日。而蜀地易出难进，转运艰难，则远甚于陕西。故凡征战用度，十之七八皆自本路征调，然统计前成都府路之户数，即便算上叛乱诸州之户口，亦不过八十六万余户。是这两三年间，蜀地竟是以七户供一兵！先帝治平时，国家主客户一千四百余万户，兵员共计一百十六万二千，其中禁军马步六十六万三千，以十三、四户养一兵，当时天下太平，天下财力犹几殚竭，况益州西南，已是遍地烽火！转运之费，又数倍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