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傅。”吕惠卿从容向着文彦博欠了欠身，淡淡说道：“这等大事，还是应当请皇上定夺为是。”他心里暗暗后悔，他本来正与陈绎在都省值日，听到文彦博相请，有要事商议，当时未及多想，便急匆匆赶了过来。他到的时候，便只有司马光先到，二人身份特殊，不与众相同，文彦博倒是向他们两人先通报了情况。当时吕惠卿完全被这个意外所震惊，竟然没有细想文彦博的用意，便没有立即告辞，直接进宫转移战场。一招不慎，竟已落入文彦博?中，真是悔之莫及。但他不是轻易便认输的人，他自然知道文彦博的用意，文彦博就是想这样的形式来压他，若是一群人在皇帝面前辩论，只要他设法引导了皇帝的思维，那么就必定有许多大臣要察颜观色，顺从皇帝的意思，就算是文彦博本人，这么十万紧急的事情，他也不便久拖，只能妥协，这样吕惠卿便容易占到优势。但而今皇帝不在场，这么多两府大臣，不论以人数还是以威望、人缘，他吕惠卿都不如文彦博，如果当着众人的面达成了共识，他就无法再翻供了，否则一个“反复小人”的罪名，就真是不折不扣地落实了。吕惠卿不得不再次搬出皇帝来，暗示在场诸人，两府私自合议的忌讳。
      　　“自然是要请皇上定夺的。”文彦博当然也知道他的言外之意，“但军情十万火急，两府若在皇上面前各执一辞，岂非徒扰圣意。为人之臣，自当替君分忧。事有经权，为大臣者，亦须以国事为重，不可恪守教条，泥古不化。”
      　　“太傅所言有理。”文彦博话音方落，司马光便已起来声援，“西南局势，不仅要善择率臣领兵平叛，尤须择贤臣委以方面之任，文武相济，方得成功。”
      　　“司马君实之意，莫非是想在益州设安抚使？”吕惠卿眯着眼睛，望着司马光，绵里藏针反问道。
      　　“未必要设安抚使，但可设经略使。依在下之见，益州路四司衙门，都要换人。大州郡守，也当善择贤吏。”孙固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文彦博与司马光一边，甚至于比二人更加激烈，“然最要者，还是要朝廷明颁诏令，暂停熙宁归化之法。”
      　　“益州四司长吏、大州郡守，皆是政事堂合议堂除。若无证据，似乎不便断定其不贤。”吕惠卿冷冷回道，“某虽不材，未必能慧眼识珠，为国家简拔贤才，但政事堂诸公却未必个个不材。况且之前政事堂未能简拔贤材治蜀，就算将此辈全换了，继任者亦未必便是贤吏。熙宁归化之诏，功在千秋万代，乃皇上为后代除反恻之祸，又岂能因一时之挫折，便轻易放弃？若依签书之意，只恐朝廷威令，自此不行于蕃夷矣！”
      　　“依相公之见，朝廷与西南夷打了三年，叛乱反而愈演愈烈，尚不足以证明益州长吏无能么？”孙固针锋相对地反驳道。
      　　“敢问签书，到底益州是转运使、学政使在打仗，还是率臣在打仗？”吕惠卿端起手边茶碗，轻轻啜了一口，悠悠道：“依某之见，还是请签书先善择率臣为是。”
      　　孙固顿时满脸通红，在座人人皆知，以种谔为率臣平西南之叛，原本便是孙固力主的。当时皇帝想从王中正、李宪二人中选调一人，孙固力争才选定种谔。当时自是谁也不料种谔竟会突然病故，但是这毕竟也是孙固知人不明。
      　　“死生在天命，岂能事先逆料？”文彦博轻描淡写地替孙固解了围，“至于打仗，虽然临阵对决，胜负在于率臣；但是兵无粮不行，后方之稳固，亦是取胜之关键。择率臣不当，是某之过，某自当上表请罪；但益州长吏，只恐亦不得谓全无过失……”
      　　他话未说完，便听有人高声说道：“岂止是‘不得谓全无过失’，依下官之见，实是罪不容诛！”
      　　众人心里都是一惊，不知是谁这么着不惜公然与吕惠卿破脸，不由得齐齐朝着说话的方向望去，却见章?站起身来，正向着文彦博与吕惠卿欠身抱拳行礼。
      
      
      新宋第三卷二章庙堂无策可平戎（六）
      
      　　“唐康时自戎州来，曾详细与在下分说益州局势，益州一路，交钞泛滥，物价暴涨，官府催科不休，官逼民反，盗贼蜂起。更可恨者，官吏互相包庇，欺上瞒下，使朝廷不能知西南之情实。西南之患，蛮夷实不足道，可惧者实是内患。将益州带到如此局面，蜀中长吏，虽百死莫赎其罪。下官以为，朝廷当早下敕令，锁拿益州转运使方紫严、益州提刑使李鲁仲、益州监察御史王直卿入京，另委贤能替之。”章惇直视吕惠卿，言辞慷慨，咄咄咄逼人。
      　　“章大人是说益州一路官员，上下勾结，欺瞒朝廷？”吕惠卿撇撇嘴，道：“这只是唐康时一面之辞。唐康时在戎州之时，便刚愎自用，与上司不合。焉知不是他因为自己得罪，为求脱罪，故意危言耸听？”
      　　“相公这是诛心之论吧？某正想问吕相公，唐康时究竟犯了何罪？”石越本来还想观望一阵，但吕惠卿的矛头指向唐康，他便再也不能安坐。
      　　“子明奉敕编修律令，怎会不知？”吕惠卿倒并不想得罪石越，但章惇既然抬出唐康来，他也没有退路了，这时针锋相对，半步也不能轻易退让。
      　　石越见众人都望着自己，他缓缓起身，凝视吕惠卿，亢声说道：“以某之见，唐康无罪！”
      　　“无罪？！”
      　　石越一句话，顿时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许多人都不可思议地望着他。连吕惠卿都呆了一下，半晌，方哈哈笑道：“子明，你与康时虽有兄弟之情，但国法无亲……”
      　　“某敢问相公，唐康到底犯了哪一条律令？”石越毫不客气地打断吕惠卿。
      　　“《建隆详定刑统》，擅发兴：诸擅发兵十人以上，徙一年；百人徙一年半；百人加一等；千人绞！”吕惠卿白着脸，与石越对视着，冷冰冰地回道，“唐康时与田烈武、李浑擅发禁兵千人以上，当处绞刑！虽其本意为国除奸，但国法无亲，其罪如此。纵有恩敕，当自上出，岂得谓无罪？”
      　　“大宋刑统，确有这么一条。但是诸律令条文，是否皆有疏议？”石越淡淡反问道。
      　　吕惠卿见他胸有成竹，心里暗暗犯嘀咕，他虽然博学，但毕竟是士大夫出身，宋朝之刑法便是多年的法官，也未必便能熟知所有条文疏议，他更是不用说。但是所有法律条文，必有相应的法律解释与判例，这也是不可否认的。毕竟很多的案子，一旦有争议，就必须根据法律解释与判例来定罪。
      　　“这是自然。”
      　　“那么敢问诸位大人，《唐律疏议》，是否可以为解释之依据？”
      　　这时厅中有部分的博学之士，心里已是恍然大悟。冯京便即捋须笑道：“宋承唐制，《建隆详定刑统》，虽出于周，然其源便在《唐律疏议》，虽然不可事事皆依《唐律疏议》，还需以事论事；但《唐律疏议》，确可以做为解释之依据则无疑。”
      　　石越点点头，环视众人，高声道：“《唐律疏议》卷第十六擅兴，释此条云：‘谓无警急，又不先言上而辄发兵者’。疏议曰：其有寇贼卒来入境，欲有攻击掩袭；及国内城镇及屯聚兵马之处，或反叛；或外贼自相翻动，内应国家。如此等事，急须兵者，‘得便调发’——谓得随便，未言上待报即许调发。虽所在人兵不相管隶，急须兵处，虽比部官司亦得调发，掌兵军司亦得随便给与，各即言上。此所谓‘急须兵处，不容先言上者’。”
      　　“又云：若不即调发及不即给与者，准所须人数，并与擅发罪同；其不即言上者，亦准所发人数，减罪一等。若有逃亡盗贼，权差人夫，足以追捕者，不用此律。《疏议》曰：应机赴敌，急须兵马，若不即调发及虽调发，不即给与者，准所须人数，并与擅发罪同，其不即言上者，谓军务警急，听先调发给与。‘并即言上’，以其不即言上，亦准所发人数，减罪一等。‘若有逃亡盗贼’，谓非兵寇，直是逃亡，或为盗贼，所在官府得权差人夫，足以追捕，不同擅发兵之例，故云‘不用此律’。”
      　　说罢，石越望了一眼脸色变得极难看的吕惠卿，缓缓道：“渭南兵变，此乃紧急之事，急须用兵，唐康得便调发，可矣。虽龙卫军与其不管隶，然急须兵处，亦得便宜行事，可矣。其调兵之先，已遣使急报有司，此有公文为证，亦不得谓未即言上。田烈武、李浑，若不即给予，听便调发，朝廷当以擅发同罪，处以绞刑。其听命赴难，正得其宜。据《疏议》，不用此律者，惟逃亡盗贼，官府权差人夫足以追捕。敢问相公，这渭南一万叛卒，可以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