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节

作者:月明羌笛 | TXT小说下载 | 返回目录:118章/118章 | 上一节

日期：2012-08-2516:07:18
      
      　　放弃反抗，但不能投降，他选择的，将是第三条道路-----隐居。
      　　他解散了余部，仅带了几名亲随，来到了悬岙岛（今浙江象山南），隐居起来。
      　　他想在这日升日落、潮涨潮息的海外孤岛上，研究学问，了此一生。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对张煌言这个曾在“反清战线”上作出重大“贡献”的领军人物，清廷是绝对不会放任不管的。一个追捕的秘密大网，在浙江水师提督张杰的亲自布置下，悄然撒开。
      　　不久，张杰通过对张煌言购粮队伍的跟踪，发现了他隐居的小岛。
      　　1664年7月17日，张杰派出特别捕快，在午夜潜入悬岙岛，从后山背偷偷攀到岛上，将睡梦中的张煌言一举擒获。
      　　如获至宝的张杰，马上命人将张煌言先押到宁波，再押往杭州，交给浙江总督赵廷臣。
      　　押解路上，无论在宁波，还是在杭州，张煌言都受到民众“明星”般的欢迎。这让清廷上下，好不汗颜。
      　　对清廷来说，这样的人物，要么收降，要么消灭，别无他途。
      　　负责先行劝降的任务，落到赵廷臣的身上。
      　　赵在府中举办盛宴，款待这位头戴明朝方巾，身穿葛布汉装，神情坚毅平和的“抵抗人士”。
      
      　　宴中，赵大谈了新王朝的巍巍盛德、赫赫武功，希望张煌言留有用之身，为国效力，并保证清廷将按张煌言现任职务（永历朝兵部尚书）起用。
      　　但张煌言断然拒绝了，他虽然承认了新朝的成功，但他将仍坚守自己的信念。
      　　每个人在生存的时代中，都有自己的责任，张煌言认为他这辈子的责任，就是用清白之身，为自己的民族，再留一股浩然之气。
      　　1664年9月7日，他被清廷公开杀害于西湖凤凰山下。
      
      　　“是日，骤雨昼晦，杭人知不知，皆恸哭”。（邵廷采《东南纪事》）
      　　张煌言生前有诗云：“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从这首诗中，杭人读懂了他的心声。在他被害后。将其埋葬于西子湖畔，与岳飞、于谦二墓为邻，并把他们三人合称为“西湖三杰”。
      　　张煌言的精彩诗文，因为清廷的严厉禁止，从未曾公开刊印，但却在两百多年中被广大民众手抄笔录，争相传诵。
      　　由于清廷对政治犯律令严苛，张煌言的坟墓，仅有黄土一抔。
      　　但这抔黄土前，却是“寒食酒浆，春风纸蝶，岁岁浇奠不绝”。
      　　虽没有墓碑，但为他撰写墓志铭的社会各界名人，络绎不绝。
      　　其中一代思想家黄宗羲就写道：“今公已为千载人物，比之文山（文天祥），人皆信之。余屈身养母，戋戋自附于晋之处士，未知后之人其许我否也。”
      　　黄宗羲这是在赞叹张煌言的英雄之壮，感叹自己的偷生之懦。
      　　但在这个天崩地裂时代中偷生的人，并不全是懦夫，他们或许负有更大的使命。
      　　在张煌言就义的这一年，黄宗羲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家乡，聚众讲学，并写出了划时代的《明夷待访录》。
      　　“明夷”这个词，并不是在尊明贬清，“明夷”是《周易》中的一个卦名，本义指黎明前的昏暗；“待访”指等待明君来访，书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在黎明前等待明君来访的备忘录。
      　　在这本书中，黄宗羲早已脱离了明清这两个朝代的恩恩怨怨，他梳理了4000年来的中国历史，从更高的层次，来阐明君主对国家的作用及危害。
      
      　　他提出：“君主，天下之大害者”，主张实行“天下无君”！
      　　这是石破天惊的一语，此一语，犹如在君主专制漆黑的夜空中，划出一道闪烁的亮光，照耀了全人类前进的方向。
      　　这本书，比西方卢梭的《民约论》早100多年，被有些人成为“人类的第一步人权宣言”。
      　　但代替君主制的新制度在哪里，他仍在思考。
      　　可现实的情况，却是他身边的这个新生的王朝，正在君主的冶理下，日益繁荣强盛。
      　　1669年，新朝宣布永远停止圈地，并出台政策，鼓励全国加强垦荒。
      　　1681年，新朝平定“三藩”叛乱，切除身上最大的一块毒瘤。
      　　1683年，新朝统一台湾，万里海疆，云散风平；中华大地，终成一体。
      
      　　1685年和1686年，新朝两次打败了盘踞在东北边境雅克萨的俄军。
      　　1689年，新朝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至此，作为一个可以领导人民抵御外海的王朝，他已得到了境内全体民族的认同和拥戴。
      　　在理想与现实交织变幻中，黄宗羲的思想，开始反抗与认同中俳徊不定。
      　　他支持不到新朝中的任职，也从不为新朝歌功颂德。
      　　但言论上，他称新朝君主康熙为“圣天子”，而不是再向从前一样斥之为“夷狄”或“虏酋”。
      　　行动上，他改变了与新朝不合作的态度，先后派出弟子万斯同、万斯言及儿子黄百家，北上京城，参与《明史》的编纂。
      　　1695年，他终于走完了自已漫长而曲折的一生，享年86岁。
      　　作为一个当时社会罕见的长寿者，他见证了这个大时代的衰败、动荡、战乱、承平……至死，他仍在不停地思考这个时代的未来走向。
      
      　　随着这个老人的故去，一个超越汉唐的盛世，正辉煌再现。
      　　这个盛世，是旭日，还是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