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节省其它一切开支，充实军费，扩充军队，成为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的奠基人。——译者
      
      计共值二十亿，每年收入三、四千万。拿破仑利用这笔钱购买公债息票或法
      兰西银行和其它大企业的股票，以控制货币流通；1811 年也用来发放工业贷
      款，而主要是用来犒赏部属或作为他们的年金。所以战争为他提供了丰富的
      财源；据说他在俄罗斯战役前夕曾经说过：“这也会有利于我国财政。难道
      不是通过战争我才恢复了财政的吗？古罗马不正是这样获得了世界财富的
      吗？”
      对于法国来说，这是否有好处更是一个疑问。一部分人靠战利品发了财；
      黄金储备的增加是很有利的，预算暂时减轻。但战争对于纳税人来说并未因
      此减轻负担；尽管西班牙据说已经提供了三亿五千万，但是必须运送去至少
      同样多的供应品，这还不算每月二千四百万至三千万的军饷和被废黜的王公
      们的生活费，所有这一切都由法国开支，因为“军队财库”和“特别财务署”
      连一个小钱都不给。总之，如果说拿破仑就这样加强了他的个人权力，那么
      他的现金储备从来没有达到他自己所预期的数字，因为他为形势所迫不得不
      花费掉一大部分自己的产业的收入。
      不管他从战争中获得了多大的利益，主要问题还是要提高国内纳税的能
      力。为了达到这一点，开明专制君主都遵循重商主人的原理鼓励生产。拿破
      仑也是如此。一个独断专行的政府必然实行管制经济，各个方面继续要求恢
      复行会和商标。上层资产阶级一般地说仍坚持劳动自由，拿破仑比人们所说
      的更为尊重这种自由。在里昂，他只限于要家庭手工业者领取记帐手册。共
      和十二年恢复了织锦业和天鹅绒业的商标；1807 年恢复了运往地中海东岸各
      国的呢绒的商标；1810 年恢复了卢维埃的呢绒的商标；1811 年恢复了肥皂的
      商标；1812 年整个呢绒制造业的商标都恢复了；但商标仍然不是强制性的。
      对战争武器、火药、货币铸造和烟草实行专卖，这是出于治安或财政上的考
      虑。关于为了公用事业而征收土地，关于有害健康的企业以及关于矿业等的
      法律也是出于同样考虑：至于矿业，1810 年的法律已收归国有；但是还让私
      人开采，只有萨尔地区的矿产除外。为了同样的考虑，对面包业和屠宰业实
      行管制，这是回复到旧制度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执政府时期在巴黎恢复的
      面包商行会组织扩展到外省好几个城市；1811 年巴黎肉商同业公会储蓄银行
      重新变为“普瓦西银行”，负责替本市提供预付给牧人的必需金额。根据酒
      商的请求，对酒商在首都的人数加以限制，酒商开业要得到警察当局的批准；
      酒的推销商和试味员的职业转为官方职务，由政府任命。
      对于农业，则几乎放任自流。森林重新受到保护。但是没有采取任何措
      施取消森林的集体使用权，也没有利用地籍清查来强制或促进土地的重新调
      整：这是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必然要反对的方法。实行大陆封锁不过使皇帝要
      求种植某些作物，特别是要求用三万二千公顷，后来是十万公顷的土地来种
      植甜菜。出于对公共秩序的关心，使他正如在旧制度统治下那样，不得不在
      一定限度内在农民与消费者之间对小麦价格进行仲裁，或者是批准出口以提
      高小麦价格，或者是在1812 年强制规定一个最高价格。
      但是法律主要是用来对付工人的。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因为1791
      年的法律已经重新规定禁止罢工和组织帮工联合会①。共和十一年的法律和刑
      ① 指1791 年6 月14 日制宪议会通过的“勒·沙白里埃法”，直到1864 年才废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指出：“这个法律用国家警察手段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限制在对资本有利的范围内，它经历了几次革
      命和几次改朝换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二卷，第246—247 页）——译者
      
      法典只不过是确认了这些禁令；但是也恢复了工人手册和“雇主和工人”的
      条款。某些行政官员就走得更远了：在巴黎，警察厅长于1806 年为建筑业规
      定了工作时数，在荣纳郡，郡守把木排工人重新编组起来，对他们强行规定
      了运费标准。但是参政院否决了关于学徒年限和工场章程的草案；大臣拒绝
      干预以批准曼恩-卢瓦尔郡青石矿的规章，以及巴黎地区造纸业和根特的鲍文
      斯纺织厂的规章。1806 年3 月18 日为解决雇主和工 人间之纠纷创设了劳
      资纠纷调解委员会，但是工人却没有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成立仅仅是由
      于普通的法官根据法律是无权过问的。作为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力量，新生
      的资本主义除了在某些方面还有所保留以外，可以独断独行：他们保持了对
      付工人的各种管制规定，并防止有碍资本主义的行会复活。
      因此，在重商主义两项原则中，保护政策提到了首要地位。战争和大陆
      封锁关闭了国内市场，并使附庸国或盟国完全受法国人控制，因而比任何特
      定的措施都更为有力得多。农业丝毫没有从战争和封锁中获得利益，因为拿
      破仑坚持要控制小麦价格；相反地，农业更难出售其葡萄酒和烧酒。拿破仑
      和科尔贝尔一样，主要是奖励工业。他使用了各种办法，如举行博览会，政
      府订货，嘉奖有发明创造的人，有时也拨给厂房或贷款等等，但是他决不给
      予特权，而对金钱抓得很紧，只在危机期间才允予借贷，这与其说是为了工
      业家的利益还不如说是为了避免失业；他认为，对工业家最大的帮助就在于
      增加法兰西银行贴现来降低利息。他关心产量有过于关心成本；可是由于机
      器使英国获得了好处，所以他为技术发展做了很多工作，他帮助道格拉斯在
      巴黎建造了一所毛纺机械厂，设置奖金征求几项发明，如1807 年的一台小型
      蒸汽机，1810 年的一台麻纺机。除了夏龙工艺学校以外，他增设了翁热工艺
      学校，开设了一些矿业学校，恢复了戈伯兰工场的印染学校，在工艺学校增
      设了实用学科，并且象救国委员会那样通过官方的宣传来推广新 方法和新工
      具的使用。运河和公路对统一国内市场并把它和附庸国连接起来能起很大的
      作用：拿破仑就下令修建布尔戈尼厄运河、从罗讷河到来因河之间的运河、
      从伊尔河到兰斯河之间的运河、从南特到布勒斯特之间的运河，完成了中央
      运河和圣康坦运河，修复了大部分国内公路，并开辟了对同意大利和地中海
      东岸各地贸易极为重要的阿尔卑斯山一些公路。如果拿破仑有更多的时间和
      金钱的话，那么他做的事情就会更多一些。
      然而在他的各项工作的计划中，经济比之军事上的考虑和对个人威望问
      题的关心只占次要的地位；由于军事上的考虑，才要求首先修筑阿尔卑斯山
      公路、通往来因河的和西部的公路，延长瑟堡港的堤坝，修筑安特卫普的工
      程；对个人威望问题的关心表现在美化巴黎市容方面，他在巴黎扩展了沿岸
      街道，修起了一些桥梁，维修了巴黎圣母院，清理圣母院周围环境，扩建了
      沙特莱广场和卡鲁塞尔广场，开辟了利沃里大街、和平大街和斯蒂维耶雷大
      街①，修建了交易所。竖立起旺多姆圆柱，着手建造凯旋门并计划盖一间“光
      荣祠”，为了首都的粮食和必需品供应方面，他修建了“粮食市场”和“大
      市场”、“备荒粮仓”、屠宰场、乌尔克河的运河。最后我们要指出：如果
      说拿破仑是个伟大的建设者，那么他的目的一部分是为了雇用劳动力。所有
      象恺撒之流的统治者，其政策的主要特点之一总是为人民提供工作机会和廉
      ① 这三条大街的命名都是为了宣扬拿破仑的武功，斯蒂维耶雷镇战役是1796 年8 月发生的，利沃里村战役
      是1797 年1 月发生的，都是波拿巴战败奥军的有名战役，因此迫使奥国停战，实现和平。——译者
      
      价面包。
      农业沿着督政府时期同样方向继续发展，但是速度极为缓慢。工业的发
      展要明显得多。奢侈品的生产，尤其是丝织品，已经恢复；封锁促进了冶金
      业、铁器制造业、刀剪业、机器制造业，以及工具、钢铁板、白铁和黄铜、
      缝针和别针等的制造；封锁也对化学品和纺织品的制造有利；棉纺业和纺织
      品印染业仍是最活跃和最富于革新精神的；将近1812 年的时候，棉纺厂有一
      百万纱绽在运转，并生产了一千万公斤纱线。帝国末期，一个新的、大有前
      途的工业正在蓬勃发展：1811 年里尔和奥比的工厂第一次从甜菜提炼出糖
      块，阿拉尔和德莱塞尔分别在夏约和巴黎创办了炼糖厂，拿破仑在他自己的
      郎布依埃领地内开设了四所技术学校和一个糖厂；1813 年计划在三百三十四
      个工厂生产三百五十万公斤糖，而实际产量似乎是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
      实行大陆封锁的结果，既很有利，也大有害处：沿海各港口完全衰落。
      1807 年马赛还拥有三百三十艘远洋轮船；1811 年只剩下九艘；它的工业产值
      从1789 年的五千万法郎下降到一千二百万；同期内人口从十二万减少到九
      万；波尔多在1789 年据估计也有十二万人，此时只有七万；因此这两座城市
      便成了保王党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