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主教利用了他们谨小
      慎微的态度，来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各郡守知道自己最后难以抗衡，所以他
      们看成是大势所趋，只得如此：在马赛，蒂博多向尚皮翁·德·西塞征询关
      于官员人选的意见。主教的权力由于得到官方的“高卢主义”的保护，不再
      事事听命罗马教皇而加强起来，又由于教务专约规定低级教士（只有所谓本
      堂神甫例外）应无保留地服从主教，而更为加强。然而思想上的统一远未实
      ① 帕卡纳里是意大利神甫，1797 年创“忠信神甫会”，搜罗已被解散的耶稣会士，所以帕卡纳里派实际上
      是改头换面的耶稣会士，1814 年后纷纷回到耶稣会。——译者
      ① “仁爱会”是十七世纪由味增爵（1576—1600 年）创办的女修会，以办理慈善事业为标榜。——译者
      ② 安培（1775—1836 年）物理学家，为了纪念他的贡献，电流强度的单位就命名为安培。象这样的科学家，
      在宗教信仰上却表现如此，可见当时修道会的影响。——译者
      
      现，而且宪政派教士仍然受到歧视。在贝藏松，大主教勒科兹经常和他那些
      受到过去顽抗派教士挑唆的神甫和修士们争吵；起初有些本堂神甫也不甘心
      世俗化，事故不断发生；最后，绝大部分的教士还是忠于波旁王朝，而这一
      点往后也能看得很清楚。至于他们对人民的影响是不能以教会在物质上的改
      进来衡量的；在很多地区，人们对宗教依然表示冷淡，而在城市里，总是有
      一批观众为《哀狄普》或《伪君子》鼓掌喝采。①何况有理由相信拿破仑并不
      一定要法国重新深信基督教；他作出了这些安排是为了掌握臣民中最听神甫
      的话的那些人：他所需要的无非如此而已。
      与教皇的冲突使这项政策没有完全成功。冲突的起源不是宗教的原因，
      尽管庇护七世在“组织条款”问题上，尤其是对在意大利王国里的僧侣所实
      行的政策问题上，指责皇帝，但如果教皇不同时也是一个世俗的君主，那么
      双方就可能永远不会破裂。但是破裂使拿破仑再次产生象罗马皇帝那样统治
      全部神职人员，并把罗马主教沦为附庸的奢望；这样，1810 年2 月17 日元
      老院决议案把四项条款的声明立为帝国法律，拿破仑在参政院中也宣称，他
      将“恢复历代皇帝一直拥有的批准对教皇的任命的权利”，并要求“教皇登
      位前须在法国人的皇帝面前宣誓服从四项条款”。“教皇们不得再提出蓄意
      反叛的荒谬要求；这些要求过去曾经为人民带来不幸，为教会带来耻辱。实
      际上他们什么也不肯放弃，而且今天还把他们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主宰。”
      庇护七世被囚禁在萨沃纳；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们已被带往巴黎，由于
      二十七名红衣主教中有十三名拒绝参加皇帝的婚礼，皇帝把这些“卑劣的”
      红衣主教流放了。这样就不可能圆满执行教务专约。自1808 年起，教皇为新
      任主教授职的祝圣通谕已不完全符合教务专约规定的程式，甚至参政院也拒
      不认可。随后变得完全无法填补主教的空缺；皇帝命令被任命的主教径自去
      管理他们的教区；红衣主教莫里接受了巴黎教区，多斯蒙接受了佛罗伦萨教
      区。这只是一个临时的权宜办法。1809 年，一个教会的委员会发表了意见：
      如果教皇由于一些世俗的理由推迟任命一名主教，那么大主教就可以任命一
      名主教；但是这个委员会拒绝作出任何决定，而建议召开一次全国主教会议。
      1811 年，第二个教会委员会同样得出必须召开全国主教会议的结论。随着世
      俗政权对僧侣的压力愈来愈沉重，埃梅里方丈的“高卢主义”倾向日趋缓和，
      他一个人大胆地，而且为着拿破仑本人的面，捍卫罗马教廷的权力。但是他
      在定于1811 年6 月17 日召开的全国主教会议开幕前去世了。胆战心惊的主
      教们直到那时一直噤若寒蝉，怕得不放打破缄默；如同在路易十四时代和制
      宪议会时代一样，他们感到被夹在国家元首和天主教首领争执之间的法兰西
      教会有成为争执的主题的危险。拿破仑不得不一个个地施加影响，争取主教
      们赞同他的计划；然而他们还是有所保留，一定要得到罗马教皇的认可。如
      果教皇在六个月的期限内没有授职，那么就由大主教或资格最老的主教授
      职，结果就又回到了1790 年《教士法》的办法。庇护七世接受了此议，只要
      授职是“明确地以罗马教皇的名义”进行即可，这样他就能随意禁止授职。
      1812 年2 月23 日，拿破仑宣称罗马教皇的教谕不能采纳，并且认为教务专
      约已然失效。
      ① 《哀狄普》是1718 年出版的伏尔泰的第一部悲剧，这部戏攻击了教会人士，并批判了专制政体。《伪君
      子》（汉译或作《达尔杜弗》）是1664 年出版的莫里哀最富有讽刺性的喜剧，揭露了天主教徒和当时“上
      流社会”的假冒伪善。——译者
      
      与教皇的破裂使教士们对拿破仑政权的感情恶化了。一部分神甫逐渐又
      公开表示反抗。一些主教被迫辞职或遭到流放；一些神甫被取消了年金或俸
      给；反叛的修道院学生失去了奖学金，并被迫入伍当兵；政府宣布解散男修
      道会；对忠信神甫会最终也应用了1807 年命令；味增爵修士会、圣灵神甫会
      以及“外方传教会”也都被取缔了，而“外方传教会”会长阿农则被逮捕；
      1810 年轮到了圣絮尔皮斯修道会被取缔。自1809 年起，圣母修道会早已受
      打击，因为其成员在法国散布教皇革除拿破仑出教的通谕，并且保持与庇护
      七世秘密通讯。接着轮到了大量的慈善会。最后，1811 年综合教育团的改革
      导致了关闭大部分教会学校或初级修道院。教务专约曾使保王党和反革命失
      去僧侣的支持；拿破仑和教皇的决裂又使它们再得到了这种支持；在被合并
      的各国，他也重新激起了敌视法国的情绪。然而他所争取到的几年已见成效。
      大多数教士都迟疑不决，怕再次要尖锐对抗和失去既得利益；只要宗教仪式
      没有中止，只要本堂神甫没被赶走，人民是不会怎么骚动的。拿破仑同教皇
      的冲突重新燃起了保王党的希望，并有利于他们的阴谋；但是就冲突本身而
      言，还不足以动摇拿破仑的统治。
      新教徒并没有给政府制造任何困难；但是犹太人则迥然不同。如果问题
      纯属宗教性质，那就容易解决了，因为是犹太教法师自己要求颁发“组织条
      款”的。困难在于要知道他们是否会认为摩西法律能同民法和法兰西公民的
      义务相容；人们以为法国南部的和意大利的“塞法尔第人”①久已适应当地风
      俗，而东部的“阿斯肯纳齐姆人”②则被视作是固守旧教规的，1805 年博纳
      尔曾认为犹太人是同化不了的。最后，有些犹太人在阿尔萨斯和洛林放高利
      贷，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因为高利贷常常剥夺了农民的产业；皇帝早已反对
      高利贷，他不顾参政院的反对，于1806 年5 月30 日同意犹太人的债务人延
      期偿付债款。问题因此呈现了三重性。1806 年7 月20 日，在巴黎召开了一
      次犹太人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九十五名代表均由郡守指定，他们与皇帝的
      特派员们达成了协议；然后大会决定戏剧性地重新组织“最高评议会”，其
      中包括二十六名俗界人士和四十五名犹太法师；“最高评议会”向欧洲的犹
      太人发表了一个声明，并于1807 年2 月9 日同意废除一夫多妻制，承认民事
      婚姻，同意服兵役，不得顶替，以及看来是必要的一些经济措施。皇帝的决
      定直到1808 年3 月18 日才宣布。礼拜在犹太教堂内进行，每郡至多只有一
      个犹太法师的大教堂，巴黎有一个犹太法师总会；宗教费用向信徒摊派来维
      持。另外一道有效期为十年的敕令废除了矿工、妇女和军人的债务，强制犹
      太债权人证明他借出的钱是给足十成的，除非债务人是商人，敕令还授权法
      庭可以减少或取消拖欠的利息，也可以规定延期偿还，这个敕令规定不适用
      于吉伦特郡，但实际上也只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得以贯彻。对犹太人课一种特
      别税，并对其典当业制定了一些规章；犹太人被禁止移人阿尔萨斯，而在其
      它地方则要求移入的犹太人必须在乡村购买一项产业。最后，1808 年7 月20
      日的法令强制犹太人选择一个姓氏。我们可以看出，拿破仑大概认为必须制
      止高利贷，高利贷会激起骚乱并迫使农民外迁；但是他的措施是否有助于犹
      ① 塞法尔第人（Sefardi）即中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因希伯来语称西班牙为Sefarad 而得名，以后
      用来称他们的后裔，即使已远离西班牙者仍用此称。——译者
      ② “阿斯肯纳齐姆人”（Askenazim），中世纪指来自日耳曼的犹太人，因一个犹太先知的后裔的名字而得
      名，现专指在法国东部的犹太人。——译者
      
      太人的同化，这一点值得怀疑，而且他任凭其自由选择姓氏，这就推迟了这
      种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