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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时代(81章/239章)

第81章

[法]乔治·勒费弗尔 | 小说下载 | 返回目录


而目前还不存在这条纽带,除非发生战争。我祝愿欧洲自成一体,因此
      还是让我们从我们两国的紧密接触做起吧!”
      阿登纳同意戴高乐的意见,要加强欧洲的力量。他还认为应该尽一切力
      量把北约联盟保持住,欧洲国家为此更需要同美国加强团结。“倘若美国脱
      离欧洲,那将是极不幸的,”阿登纳不无感慨他说。
      会谈进行了四个多小时,他们有时在戴高乐的书房中,有时一起走在花
      园的小径上。戴高乐把阿登纳带到了一个小坡上,从这里可以远眺园外景色。
      戴高乐伸开双臂,陶醉地说:您看,不管您的目光能看多远,在这幽静的地
      方您看不到一个居民点,这就是大自然的景色。多么的空旷!”阿登纳深以
      为然。他说:“是的,如果没有公务的一切,我也会被吸引到这里来的。”
      
      他发现他们在对大自然的热爱上也找到了如此相似的感觉。
      晚餐时,代表团的成员都回到了科隆贝双教堂。戴高乐夫人准备了简朴
      而隆重的晚餐招待客人。餐后,代表团又回到肖蒙,阿登纳则留在戴高乐寓
      所过夜,以便两人继续交换意见。
      所有的担心都解除了,阿登纳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和戴高乐取得一
      致意见,阿登纳相信即使出现分歧,他们也是可以协调的。阿登纳确信这次
      会晤之后能带来法德关系一个质的飞跃。他似乎为戴高乐本人的魅力和他的
      理想激情所迷醉。
      第二天清晨,在用过早点之后,阿登纳向戴高乐辞行,离开科隆贝。归
      途中路经阿尔萨斯一洛林和上马恩省时,阿登纳受到了法国人的热情欢迎。
      喜悦的心情和刚刚确立起的对戴高乐及其法德友好的信念交织在一起,使阿
      登纳感到这次科隆贝之行幸运而又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回到波恩,阿登纳着手拟发了一份公报,公报采纳了同戴高乐相同的口
      径:
      “联邦总理和戴高乐将军在他们会谈结束之后,发表声明如
      下:
      我们两人对许多事情进行了长时间的、坦率的和诚挚的会
      谈。我们两人深信,我们这次会晤的重要性和意义。我们认为,
      必须一劳永逸地消除以往的敌意,法、德两国人民必须和睦相处,
      并肩工作。
      我们确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之间的合作是
      欧洲一切组织建设的基础。同时这种合作有助于加强大西洋联
      盟,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认为,这种合作必须加以组织,与此同时,这种合作必
      须包括与我们两国紧密结合的其他西欧国家。我们希望,这种合
      作在重大的世界政治问题上有利于各国人民,并希望这种合作扩
      大到尽可能乡的欧洲国家。”
      戴高乐比阿登纳小十九岁,在科隆贝会晤时戴高乐六十七岁,阿登纳八
      十二岁。两人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差别,一个骄傲、清高,一个严肃、刻板;
      一个充满了法兰西民族浪漫的理想主义,另一个则是德意志精明的现实主义
      者。人们为他们这种迟到的友谊感到迷惑。也许这就是政治家之间惺惺相惜
      的一种戳契!在科隆贝的会谈中,戴高乐与阿登纳曾有一次谈到年龄的问题。
      戮高乐说,按年龄他比阿登纳年轻许多,而实际看上去阿登纳的体质和精神
      都比他为好。阿登纳告诉戴高乐,这是长期以来紧张的政治工作所致。政治
      工作能给人新的力量,将军可以很快感受到这一点。战后他刚开始工作时,
      起先也以为胜任不了工作,而事实却正好相反;一旦戴高乐从事现在的工作,
      就能立刻从工作中找到新的力量。
      事后证明的确如此。戴高乐胜任他的工作直到1969 年4 月被迫辞职。阿
      登纳说得一点不错,政治对他们俩来说是生命的源泉,在科隆贝第一次见面
      时,双方都感觉到了。
      阿登纳和戴高乐后来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两人在科隆贝结下的友谊对他
      们今后政策的影响。阿登纳在回忆录里说,这次“会见是确证了我九年来始
      
      终不渝地执行的政策”。戴高乐则不无感叹地回忆道:“从那以后直到1962
      年,康纳德·阿登纳和我互相之间写信约40 次,我们互相之见面15 次,或
      在巴黎、马利或朗布依埃,或在波恩和巴登一巴登。我们用了100 多个小时
      进行会谈。或是秘密的、或是有我们的部长在场、或有我们的家属陪同..
      后来直到我的杰出的朋友去世之前,我们的关系是以同一步伐、同样的热情
      向前迈进的。总的说来,我们之间所说、所写、所表达的一切都不过是使1958
      年缔结的友好协定适应事态的发展。”
      事实如此,法德关系因为这次历史性的会面而全面改写,阿登纳和戴高
      乐一起把法德友好推向了一个历史高潮。
      
      法德友好条约
      我坚信,这项条约将被看作是战后最为重要、最有价值的条
      约之一而载入史册。
      我坚信,它将有利于两国人民,有利于欧洲,有利于世界和
      平。
      ——1963 年1 月23 日签定德法条约时
      联邦总理阿登纳发表的电视讲话
      从科隆贝双教堂离开的那一刻,阿登纳便雄心勃勃、决心把联邦德国外
      交政策的重心重新拖回以法德和解为中心的欧洲建设轨道上来。
      前面有述,阿登纳一直把西德加入西欧一体化作为实现联邦德国对外的
      政策目标的必由之路,而在西欧联合推进中,阿登纳又把德法关系作为其政
      策的重点,但是,自从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失败以后,阿登纳感到自己对第四
      共和国的政治家们期望值太高,第四共和国本身政局的动荡也妨碍了它的政
      治家们致力于欧洲联合的决心。此后,阿登纳加强了同美国的关系,强调欧
      美联盟的重要意义。他同杜勒斯之间曾就国际问题看法达成广泛一致,联邦
      德国的许多要求也多通过美国表达出来。日内瓦会议之后,美国在赫鲁晓夫
      频频发出的“和平攻势”之下,政策逐步在转化,艾森豪威尔越来越倾向于
      同苏联缓和。美国的缓和论调与阿登纳政策所要求的对苏强硬立场之间的矛
      盾冲突日益显露。阿登纳无法阻止美国想要固定德国分裂来同苏联搞缓和的
      趋向,不得不寻求新的外交政策的支点,以减少联邦德国对美国政策的依赖。
      正是在这时候,戴高乐向他发出了重建法德友好合作关系的信号。阿登纳的
      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法德合作与欧洲联合又再度被强调。
      然而,尽管戴高乐结束了第四共和国政治混乱的局面,法国人也不再感
      到德国迫切的威胁,但是,新时期国际关系的复杂化仍然使得这种合作进行
      起来困难重重。在科隆贝双教堂,阿登纳和戴高乐都认为双方合作的基础是
      “不能永远指望美国”、“必须设法使欧洲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是,德
      法的利益所在与阿登纳和戴高乐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看法的区别,为两人理
      想中合作关系的实现设置了重重障碍。阿登纳和戴高乐分别想为德国和法国
      在大西洋联盟中找到一个有利的最佳位置,这个位置除了两人认为得让各自
      国家立足于联合强大的欧洲之外,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更多共同点。
      从对美国的认识来看,阿登纳和戴高乐都对美国现行政策感到不满,但
      是,这种不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却是不同。阿登纳只是批评美国在东西方对
      抗中表现得越来越软弱,以致让俄国人利用了时机,在东欧站稳了脚根,他
      不想损害德美关系;而戴高乐却想从根本上摆脱美国控制,建立一个以法国
      为领导的独立欧洲,组成“第三种力量”,同美苏相抗。阿登纳抱怨北约组
      织的衰落,指责美国没有利用它“道义上的领导权”巩固西方联盟,防止联
      盟分裂:而戴高乐则拒绝美国以一个领导人姿态凌驾于法国之上,要求法国
      与美国平起平坐。当美国拒绝了他要在北约起大国作用的要求时,戴高乐断
      然采取逐步背离北约军事一体化的行动,并致力于发展法国独立的核武装力
      量。显然,阿登纳是从维护和加强西方联盟的统一与合作这一大前提出发来
      看待欧洲同美国的关系的,而戴高乐却是要以和美国闹独立来加强法兰西的
      国际地位。两者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完全不同。
      
      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阿登纳与戴高乐也有截然不同的认识。阿登纳一
      生都在警告西方防止俄国进攻、谨防俄国分裂西方的阴谋,他对俄国人的任
      何举动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东西方的分界线在他头脑里径渭分明;戴高乐
      虽然也谴责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但他却认为俄国人是“误入歧途的欧洲兄
      弟”,他对欧洲的设想也是“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从这一点以及重
      振法兰西的理想宏图出发,戴高乐一直没有放弃利用传统的法苏“特殊关系”
      来制衡美国的想法。而阿登纳却最担心美国同苏联搞“越顶外交”牺牲德国
      利益。阿登纳一生部不愿对俄国作出丝毫的让步。
      即使是在对两人共同立足的西欧联合运动问题,阿登纳与戴高乐也有不
      同看法。“一体化”顾名恩义,是要让参加国在一定程度上放弃部分国家主
      权,将其让渡给一个超国家的机构来掌握。阿登纳在联邦德国恢复主权的那
      一刻起,就表示“随时准备把它(主权)纳入一个欧洲各国人民的超国家的
      共同体中”,但戴高乐从根本上反对超国家,不愿意看到他所珍视的“伟大
      的法兰西”国家主权在任何意义上被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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