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节

作者:迟玉德 | TXT小说下载 | 返回目录:106章/138章 | 上一节 | 下一节

日期：2014-10-0621:33:31
      　　8.回不去了
      　　反帝，反封建，历史教科书中经常出现这两个词。一场群众运动，大凡沾了“反帝”、“反封建”的边，就具有了天然的正义性。若是这场群众运动没能取得成功，那其失败的原因必定是参与群众不是“无产阶级”，另外他们尚未参透“马氏科学社会主义”。
      　　笔者小时候曾经深信上述理论，长大后才发现自己当时好傻、好天真。编造上述理论的人，不过是通过逻辑诱导让你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世界。
      　　壬午军乱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朝鲜开国，起义队伍想要实现的政治目标是闭关锁国，因此，壬午军乱本质上是一场“反资本主义”运动。我们可以同情起义民众的处境，但却无法认同他们的目标，上帝站在了资本主义一边，而他们却选择向资本主义开战，粉身碎骨是他们必然的命运，只不过这一次中国人充当了刽子手。
      　　新中国的历史观相当有意思，内中有许多互相矛盾的论点，可惜许多国人都浑然不觉。举例来讲，官方至今仍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却把“改革开放”奉为圭臬，好像改革开放不是为了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同样的，我们也从来都是一边歌颂“戚继光抗倭”，一边批判“闭关锁国”，好像戚继光抗倭的目标不是恢复闭关锁国。
      　　我们习惯用“开国”来形容一国近代史的开启。笔者必须指出，“开国”一词形象但不深刻，而且有误导嫌疑，它容易被曲解为“开门迎贼”，让人以为资本主义主要靠抢劫发家。
      　　静心观察你会发现，我们在近代并不是被别人踹开了家门，而是被人家裹挟进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由货币、公司和代议制构建的全新世界。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犹如走兽变身飞禽，不经历难以想象的痛苦无法实现。
      　　常言道柿子要找软的捏，在大变革时期，最先被牺牲的也往往是那些底层民众。
      　　壬午军乱是一场排外骚乱，或曰韩版“义和团运动”。由于《江华条约》对日本进口商品免税，所以欧美商人大多通过日本商人进行贸易。如此以来，对朝鲜民众而言，日本商人就成了“所有外国人”，代表了压迫他们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对于为什么会发生仇日骚乱，朝鲜高宗表现得很茫然，他在一份诏书中质问道：“六月之变，失信邻国，贻笑天下。国势日以岌嶪，赔款至于巨万，宁不寒心？日人之入我国，何曾虐我侮我，有乖和好？而特以军民之妄生疑阻，积怀忿怒，有此无故而先犯。尔等思之，其失在谁？”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当起义队伍高喊“尽屠倭人”口号并因此迅速坐大时，他们的国王却觉得“军民之妄生疑阻，积怀忿怒，有此无故而先犯。”王与民生活在两个世界，他们已经隔膜到了无法互相理解，政治上最悲哀的事莫过于此。
      　　资本主义的扩张史，既是一部振奋人心的历史，也是一部冷酷无情的历史。壬午军乱的参与者希望关闭国门，重回过去，他们请回了儒家的卫道士大院君，以为只要领导人意志坚决，便可对抗历史大潮。时代变了，朝鲜回不去了，永远都回不去了，再也没有男耕女织，再也没有世外桃源。对于资本主义扩张，他们可以诅咒，但却无法阻止。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必须斩断过去，重新出发，在故土之上建立新的文明。如果他们不主动迎接这场潮流，那就只能被这场潮流所吞没，被来势汹汹的倭寇所奴役。
      
      　　（未完待续）
      　　日期：2014-10-0711:42:26
      　　（正文接续）
      　　权力，一旦得到就再也不能失去，因为一旦失去就很难再得到。闵妃是一个得到过权力又瞬间失去权力的人，在手握权杖时，她是何等的威风，生杀予夺只在她一念之间；在失势亡命时，她又是何等的狼狈，流氓乞丐皆能要她性命。如今她回来了，被清兵接回来了，而她的死敌——大院君——被清兵抓到中国去了。重新掌权的闵妃开始调整朝鲜的外交政策，由原来的一边倒转向了“以华制倭”。
      
      　　1882年（明治十五年）8月30日，闵妃政府与明治政府在仁川签署了《济物浦条约》（仁川又名“济物浦”），内容包括扩展通商口岸、厚葬遇难日侨、抚恤受害者家属、惩办肇事凶徒、允许日本驻兵，以及允许日本人游历朝鲜内地。总之，日本人提出的要求闵妃再一次全都答应了。
      　　对日谈判结束后，闵妃政府还与清政府签署了四个外交文件——《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仁川华商租界章程》、《中江通商章程》、《吉林贸易章程》——给予中国“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权”和“清租界”。这一事件尤其值得注意，但却往往被我们所忽略。依照传统史观，上述四个外交文件都是“不平等条约”，是强凌弱的不道德产物，应当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上述四个外交文件将我们置于一种尴尬境地，它的存在似乎证明我们在被列强欺负的同时也在欺负朝鲜。正因为此，我们才不愿提及这段历史，到了非提不可时，我们就表现出一种言不由衷的愧疚感。笔者以为，我们完全不必如此，因为传统观的观念史观是有问题的。
      
      　　观念史观的本质是泛道德主义，不管是马氏学派还是泛民主派，都把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化为非黑即白的道德问题，不是“人民”就是“敌人”，不是“民主”就是“独裁”，不是“真普选”就是“假自治”。这种历史观极其幼稚，但很容易忽悠人，因为好懂。泛道德主义者往往不顾成因，也无视环境，更不承认条件，他们只要结果而不能容忍过程，以为靠一哭、二闹、三上吊就能解决政治问题。当这些耍赖手段无效时，他们就擎起一面道德大旗，把自己包装得高尚而可怜，把对方形容得卑鄙而残忍。
      
      　　要看清历史并从中获益，我们需要放宽历史的视界，用无偏见的心态去面对历史的仲裁。
      　　中朝签署上述四个外交文件源于双方合意，中国需要保住朝鲜这一最后属国，朝鲜也需要利用中国来牵制日本。事实上，早在壬午军乱发生前，朝鲜高层就萌生了“以华制倭”的念头，当时朝鲜进口商品的九成来自日本。为了扭转这一局面，闵妃派要员金允植赴天津与李鸿章接洽，希望“令上国及小邦人民于已开口岸互相交易，以分外人独占之利，亦许派使入驻京师，藉通情款以资声势。庶外侮可御，民志有恃”。朝鲜的这一请求也符合清廷的利益，截至此时，琉球群岛已被日本占领，越南大部也被法国染指，朝鲜半岛是东亚朝贡体系最后的阵地了。为了保住朝鲜，清廷修改了“内政外交从不与闻”的对朝政策，壬午军乱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
      
      　　严格来讲，上述外交文件并非国与国之间的条约，而是宗主与藩国之间的“章程”。四个章程中都有这样一句话，“朝鲜久列藩封，系中国属邦”。这句话看似于中国有利，实则不然。在日本入侵朝鲜前，朝鲜乃中国藩属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法国和美国向朝鲜提抗议都是向大清总理衙门发照会。而到了这会儿，大清帝国需要借助与属国签订外交文件来表明自己的宗主身份，这一事实本身即表明——东亚朝贡体系行将终结。
      
      　　朝贡体系是中华帝国创立的东亚和平秩序，它的鲜明特点是非法律化和非强迫性。对于朝贡，天-朝-上-国的态度是，一国来朝不拒，一国断贡不追。“万国来朝”的本质是中华帝国体制文教的对外扩张，这种扩张不是领土的扩张，而是影响力的扩张，它依靠被扩张者的自愿。人家效法我们，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仰慕。别人的内政外交我们一般不干涉，除非其内部发生叛乱，或与邻国打得不可开交，即便干涉也大都有求才应。而上述外交文件的签署打破了既往惯例，维系原有体制的纽带早已不复存在，尤其是朝贡贸易。资本主义终结了东亚的闭锁状态，朝贡贸易失去了存立的基础，朝贡只剩下“朝”而不见“贡”了。今天，中华帝国余威尚在，朝贡体系尚可维持门面；他日，中华帝国一溃千里，朝贡体系就再无存世之理，而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