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节

作者:晴雯撕扇2010 | TXT小说下载 | 返回目录:91章/148章 | 上一节 | 下一节

日期：2014-04-0120:04:27
      　　在整顿吏治方面，李嗣源做的工作更多，各项规定也更加细致。
      　　其一，弘扬官场“正能量”。
      　　李嗣源下令，为冤死的郭崇韬、朱友谦等人平反，抄没的家产一律归其遗属。曾经在晋阳保卫战中立下大功，却没有得到赏赐的安金全也得到了应有的荣誉，被任命为振武节度使。
      
      　　其二，坚决处理酷吏以及平庸官员。
      　　孔谦伏诛后，宰相豆卢革、韦说也以“纵贪饕之意，除官受贿，树党循私”的罪名被流放，后来被赐死。民怨、官怨极大的温韬、段凝、元行钦，以及洛阳内乱的始作俑者郭从谦，也先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纷纷被流放，然后赐死。
      　　其三，制定严格的律令，规范官员的日常行为。
      　　李嗣源下令，官员一律禁止相互徇私请托、举荐，不得搜刮百姓，更不许搞“权力寻租”。如有违令者，一经查实，则严惩不贷。
      　　为了尽可能降低百姓的负担，李嗣源还对地方进献的时节、物品种类、金额进行了严格限制。一年只能送四回（元正、冬至、端午、皇帝诞辰），珍玩禽兽不准送，送多了还得挨罚。另外，并不是当官的都可以跑来给皇帝送礼，刺史及以下的官员，连进献的资格都没有。
      　　其四，调整机构，惩治贪腐。
      　　为节省国家开支，提高行政效率，对于有名无实、可有可无的机构，李嗣源该裁撤的裁撤、该合并的合并。军队的粮草补给也不再由国家统一调配，改为就地征集、存储、发放，减少运输费用和损耗。
      　　对于贪腐现象，李嗣源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亲自过问了一批大案要案，比较典型的是发生在汴州的仓吏“监守自盗”窝案。
      　　当时，汴州仓库的官员相互勾结，倒卖粮食牟取暴利。经举报后查实，有不少背景深厚的官员都牵涉其中，比如史彦珣，既是旧将功臣之子，又能跟石敬瑭扯上亲戚关系。
      　　案件捅到李嗣源这里，“合法”的求情者络绎不绝。为什么说求情是合法的呢？古代有一项规定，官吏、贵族触犯了法律，享有“求情权”，最终发落不发落、怎么发落，皇帝说了算，有“赦免权”。不过，有十种罪不在其列，包括谋反、有辱圣上等等，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十恶不赦”。
      　　贪污并不在十种不可饶恕的罪行之列，因此这些人到底罚不罚、罚多少，李嗣源有最终的裁决权。
      　　汴州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李嗣源相当冒火。一群人跑来求情，李嗣源更是怒火中烧。他清楚地看到，这些战功赫赫的勋旧、功臣，在坐上江山之后便恣意而为，甚至丧失了做人的底线，这样下去如何得了？
      　　最终，李嗣源大笔一挥，涉案者一律斩首示众！
      　　为了惩治腐败、荡涤官场的浊气，李嗣源还施行“连坐法”。凡是徇私枉法者，一经查实，除了本人受到严厉惩罚，举荐者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轻则贬官，重则流放，甚至人头落地。
      　　与此相反，李嗣源对清廉和敢于直谏的官员却是恩赏有加。
      　　有一次，宰相李愚病重，李嗣源派近臣前去探望。那人回来禀报说，李愚身居宰辅，却是家徒四壁。李嗣源对李愚的清廉早有耳闻，日子过得比较清贫，不曾想李愚比他想象的还要“惨”，李嗣源当即从内府中拨出十万钱作为赏赐。
      　　还有大理寺少卿康澄，经常在李嗣源面前放炮，言辞相当犀利，只差指着鼻子骂娘了。李嗣源始终不温不火、洗耳恭听，择其善者而从之。
      　　日期：2014-04-0319:33:31
      　　李嗣源开创“天长小盛世”，做得最出彩的还是在改善民生方面。
      　　生活在和平时期的人，很难想象身处于战乱之中，会经历怎样的恐惧和艰辛。他们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战火、饥荒，还有沉重的税赋，都有可能置百姓于死地。勉强苟活的人，也会陷入深深的绝望。在那个时代，百姓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出现一位“明君”，让他们过上安宁祥和的日子。
      　　李嗣源，就是百姓心目中的“明君”。
      
      　　上台伊始，李嗣源便对国家财税体制进行了大规模整顿，租庸使司这个“阎王殿”被铲翻，赋税的额度也大幅度降低。更难能可贵的是，李嗣源还将李存勖时期百姓欠下的租税一笔勾销。——恤民如此，善莫大焉！
      　　从唐朝开始，历经梁朝和后唐的李存勖时代，国家的征税体制随着天下纷乱，也相应地出现极其混乱的局面。
      　　藩镇割据，导致地方擅设税种的现象层出不穷，后来甚至被“合法化”。战端频发，导致从中央到地方的赋税日益加重。百姓要么被强征入伍或做苦力，要么被束缚到土地之上，辛苦劳作一年却食不果腹、衣不遮体。
      　　赋税不仅名目众多、数额巨大，而且还有一个“双重标准”，即“大户免税”政策。国家规定，拥有一定数量田地的官宦大户可以免除赋税和徭役。这一政策的初衷，一方面是作为官宦的物质奖励，另一方面也是鼓励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但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一些人开始钻政策的空子，很多小户私下跟大户签订虚假的契约，将自己的土地有偿地“挂靠”到大户的名下，逃避税收和徭役。当然，“挂靠费”远远低于应承担的赋税额。
      
      　　这样一来，中央和地方的赋税就大幅度降低。可国家不能吃亏啊，就把这些亏空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进一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针对这些弊端，李嗣源在改革财税体制的过程中，收回了地方设立税种的权力，对“大户免税”政策实行“一刀切”。全国范围内，所有赋税的种类、额度由朝廷统一规定，无论拥有多少土地，都必须按照额度缴纳赋税，严惩逃税者。
      　　因此，尽管税种和额度有所降低，但扩大了收税的范围，国家的正常税收并没有受到影响。
      　　李嗣源体恤民情、关注民生，往往还从细微处入手，切实解决百姓在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困境。在这个方面，比较典型的是关于债务问题的处理。
      　　由于常年战乱、赋税繁重，百姓的生活往往难以为继。于是乎，大量的借贷行为应运而生。在初期，借贷活动还是比较正常的，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利息也比较公道。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崩溃，借贷的需求市场日益扩大，利息也借势疯长，高利贷成为常态，而且高得离谱，一年就能翻上好几倍。
      　　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很多人一辈子也还不清。因此，即使国家减免赋税、鼓励生产，百姓也很难看到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
      　　李嗣源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但借贷是民间行为，不能像国家的赋税那样搞“一笔勾销”。
      　　怎么办呢？有办法！李嗣源制定了一个“封顶”的标准。
      　　标准规定，债权人征收的利息已经达到本金数额的，不得再征收利息，债务人只偿还本金就可以了。如果利息累计数达到本金的两倍及以上，则债务自动消除。同时，朝廷还利用行政手段，对借贷利息的额度进行调控，严厉打击高利贷，还给百姓继续生存的信心。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李嗣源改元“长兴”时，按惯例要大赦天下，但有几种情况不在赦免之列。除了前面提到的“十恶不赦”以外，李嗣源还加了几条，比如放火、制毒药等等，比较特别的是——屠牛。
      　　这个看似匪夷所思的决定，其实有它的道理。当时的农业生产尚处于“靠天吃饭”的阶段，耕牛和农具必不可少。李嗣源上台以后，开放了铁禁，农民可以自行打造农具，现在又让耕牛享受最高级别的保护，这在历朝历代并不多见，没听说杀牛还得豁出命去的。
      
      　　经过李嗣源的励精图治，这八年成了五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巅峰时期”。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赞誉说：“明宗虽出夷狄，而为人纯质，宽仁爱人”，在他执政期间，“兵革粗息，年屡丰登，生民实赖以休息”。薛居正在《旧五代史》中的评价更直接，他说李嗣源执政的这八年，“比岁丰登，中原无事，言于五代，粗为小康”。
      　　小康，是《礼记》中孔子提出的概念，原文是这样说的：“此六君子者（指大禹、成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在奉儒家经典为圭臬的封建时期，引经据典地说“粗为小康”，这是多么崇高的赞誉，李嗣源和他开创的“天长小盛世”，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