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节
迟玉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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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平叛行动的大赢家,它不费一枪一炮就得到了一切,狠狠地搭了一回便车。不过日本人不会感激清政府,因为清廷并不是为日本开车。清廷的目的是彰显帝国权威,进而介入朝鲜政务,这就令明日政府很是紧张——朝鲜不仅是日本发展的源泉,更是其登陆的基地,中国不能失去朝鲜,日本更不能失去朝鲜。因此,在清廷派出袁世凯后,日本人派出了金玉均。
金玉均是一名年轻的朝鲜官员,他与明治政府合谋策动了“甲申政变”(1884),他之所以投靠日本人,是因为他相信朝鲜跟着日本混会有肉吃。
1851年,金玉均出生在一个两班贵族(士大夫)家庭,在二十一岁时参加科考,获状元及第,从此步入仕途。在为官的头十年,金玉均在成均馆、弘文馆和司谏院等闲曹做一个六品小官,是个毫不起眼的角色。这十年恰是闵妃当国的十年,也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十年,在这十年当中朝鲜的政治礼崩乐坏。
1882年,金玉均三十一岁,正是而立之年。一般而言,男人到了三十岁会产生“干将情结”,也就是期待去改变一切同时相信能改变一切。金玉均与闵妃同龄,他对闵氏乱国痛心疾首,不过与壬午军乱起义者不同,金玉均并不想回到过去,恰恰相反,他想奔向未来。
金玉均出身于科场,儒学是他的本家学问,可他对儒学相当排斥,十年仕途经验告诉他,儒学已经沦为伪君子集团的遮羞布,那些崇高教条根本解决不了现实问题!
金玉均供职于闲曹,没有什么应酬,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研究领域是实学和西学。实学是当时的一种本土哲学,主张抛弃儒家式泛道德主义,实实在在地研究经济和军事。西学则通过《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和《中西见闻》等中国书籍传入朝鲜。金玉均慢慢了解到,原来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原来在西方还有一种更加先进的文明。
在《江华条约》谈判时,金玉均的一个好朋友担任朝方谈判代表的翻译,有机会出入日使下榻驿馆。当谈判结束后,这个小伙子火速返回汉城,向金玉均详细介绍了明治维新,二人最后得出结论——人家行,咱也行!
事实上,当时朝鲜高层个个心旌荡漾,高宗甚至向日本派出了访问团。当年秋,访问团返回朝鲜并向高宗进献了《日东游记》。高宗被这篇访日见闻打动了,竟萌生出效法明治维新的念头。金玉均看出了国王的心思,他谏言高宗继续遣使考察日本。于是,朝鲜政府在1880年7月与1881年2月又向日本派出两批“绅士游览团”。
金玉均对政治改革有一种急迫的使命感,他不想当一名“重在参与”的言官,而是想成为这场国家改造运动的领导者。金玉均家是官宦世家,虽说到他这一代家道中落但余财还是有的,他自掏腰包资助开化派青年李东仁赴日考察。不久后,李东仁为金玉均带回大量新事物和新书籍,为了阅读这些书籍,金玉均开始学习日语。此外,金玉均还向高宗请求亲访日本,1882年一月他的梦想成真了。抵达日本后,金玉均马不停蹄地走访各地,结识了包括福泽渝吉在内的日本政商学界名流。
福泽渝吉是明治日本的灵魂,他的思想是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合体,他一方面号召青年人向西方学习,一方面又用和服紧紧包裹着东洋身体。作为一个以民族前途为己任思想家,福泽渝吉深知狭小的国内市场无力承载日趋膨胀的产能,日本未来的出路只能在东亚大陆。朝鲜与日本隔海相望,是东亚大陆的门户,控制朝鲜是问鼎东亚的前提。控制一国有两种手段,一是实行殖民统治,二是扶植代理人政府。闵妃政府曾经是明治日本的可靠代理人,但这一局面被壬午军乱终结了,再度掌权的闵妃开始疏日侵华,袁世凯在朝鲜干得更是风生水起,明治政府急于寻找一个亲日反华的代理人,金玉均恰于此时出现了。
就在金玉均访日时,壬午军乱爆发了,据说这一事件严重刺激了金玉均,他从此恨上了中国人。金玉均在日本时公然宣称,清廷逮捕大院君乃朝鲜之“国耻”,中朝的宗藩关系更是“万无之耻”。金玉均和大院君是政治上的死对头,一个鼓吹开化维新,一个坚持闭关自守,清廷逮捕大院君明明是在帮金玉均,他不拍手也就罢了居然还跳脚。为了朝鲜,中华帝国两次抗倭援朝,护其子民,存其社稷,居然成了朝鲜的“万无之耻”!在金玉均眼里,大院君是敌人,闵妃党是敌人,清政府更是敌人,只有日本人是亲人!
经过壬午军乱,朝鲜的旧体制已经难以为继,金玉均想借日本人之力再造朝鲜。在壬午军乱结束后,闵妃政府与明治政府签署了《济物浦条约》,朝鲜政府要赔偿日本的损失并派使臣赴日谢罪。金玉均跟随谢罪团前往日本,他们受到明治天皇亲自接见。当时,朝鲜政府财政拮据,支付赔款很有困难,金玉均请求日方予以通融,日本人很痛快地答应了,不仅如此,日本人还主动向金玉均发放贷款,希望能资助朝鲜的“开化事业”。
人在困境时最坚强,人在困境时也最脆弱;人在困境时最清醒,人在困境时也最糊涂。金玉均没有拒绝日本人的“慷慨援助”,他甚至把灵魂都交给了对方,他蜕变成了明治日本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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