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10-3020:40:23
      　　11.躁动的青春
      　　对于政变者而言，最可怕的是什么？答案是军队！在这个世界上，决定政治走向的是拳头而不是舌头，任何时代都如此。
      　　驻朝清军只剩一千五百人了，可金玉均仍就不放心，他急切地想除掉清军将领。明治十七年（1884）12月2日，金玉均派手下赴清军大营邀请将领们赴宴，希望借此“劳军”并“促进中朝人民的友谊”。时任将领有三位，分别是吴兆有、袁世凯和张光前，袁世凯提议推辞邀请，他觉得酒无好酒宴无好宴。
      　　有条件要造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造反！袁世凯不上钩，金玉均也没有办法，即便清军将领健在，他也要发动政变。金玉均觉得自己手上好赖有把子人，可以跟清军纠缠上一阵子，他还有驻朝日军的大力支持，没什么好怕的。可有时他又特别心虚，很害怕日本政府像上次借款那样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有消息说，日本国内对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的作为意见纷纭，明治政府对驻朝公使下达了新的训令，这新训令不日将抵达朝鲜。
      
      　　开化还是闭关，荣耀还是没落，造反还是臣服，金玉均被两股巨大的力量撕扯着，最终他决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开化党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于汉城邮政局落成典礼日举大事。12月4日，开化党以“邮政局总办”的名义召开宴会，邀请朝廷要员、清军将领和各国公使参加，结果清军将领和日本公使集体缺席。
      　　宴席间，开化党徒在邮政局附近纵火，然后大吵大嚷：“着火了，救火啊！”开化党企图趁乱杀人，一名朝鲜官员就上了当，他傻乎乎地奔赴火场，结果被乱刀砍成重伤。这名官员挣扎着逃回宴会厅，众宾客见状大骇，四散而逃。
      　　金玉均的目标是在夜宴上清除政敌，如今计划落空了，他只好另谋新策。眼下，控制国王最为紧要，挟天子才能令诸侯。入夜时分，金玉均带领“忠义契”的成员冲入王宫，他告诉高宗清军在邮局纵火，国王安危难保，必须随他而去。此时，宫内接二连三地响起爆炸声，高宗不明就里地被挟持到一狭小偏殿。俄顷，日本公使率200名日军赶来“护驾”。就这样，王宫被金玉均和日本人彻底控制了。
      
      　　接下来，金玉均以“国王”的名义召见亲华派官员，并当着高宗面将这些人一一杀死。当时时，血溅壁上，声闻御座，高宗连呼“勿杀”，但无人能听。这番情景吓坏了整个王室，高宗在角落里瑟瑟发抖，能镇定自若只有闵妃，她竟在混乱间托人给清军将领带去了求援信。
      　　清军将领得知消息时已是次日清晨（12月5日），对于如何因应，三位将领意见不一。吴兆有和张前光提出了一个保守方案，他俩希望能联络到宫里的高宗，以便获得平叛授权。很显然，这个方案不会奏效，因为此刻金玉均就是国王。时间在一点一点地过去，袁世凯坐不住了，他反对枯等，因为时间于金玉均有利。高宗此时是一个等待解救的囚徒，而不是一个可以发号施令的权威；北京朝廷更是远在千里之外，等其授权发到汉城黄花菜都凉了。此刻，朝鲜的命运就掌握在三位将领手中。道理大家都懂，但吴张二将就是不肯行动，他二人痴痴地等待“汉献帝的衣带诏”。
      
      　　就这样，一天过去了，连个衣带条也没等到。次日（12月6日）十时，清军将领致函日本公使，言明清军即日入宫救驾，请日方不要阻挠。等到下午三时，日本公使仍然没有给出任何答复。袁世凯急了，他对吴张二将说，“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而获罪，由我一人承当，决不牵连诸位。”听到这话，吴张二将踏实了，他们启动了平叛行动。
      　　平叛方案是这样的，袁世凯带领一营清兵和一营朝鲜新军打头阵，吴张二将率另外两营清兵殿后。入宫后，袁世凯的部队与日军和“忠义契”发生了枪战。为了搜寻国王，袁世凯身先士卒，表现出非凡勇气，属下为之动容，士卒因之用命。清军占有人数上的优势，日军很快便被击溃，日本公使率众撤出王宫。高宗、闵妃还有世子都被清军解救了，金玉均恨恨地逃离王宫，自此流亡他乡。
      　　上述事件发生于1884年，按中国干支纪年为“甲申年”，所以这场叛乱被称为“甲申政变”。
      　　（未完待续）
      　　日期：2014-11-0121:53:37
      　　（正文接续）
      
      　　甲申政变自12月4日入夜起事，到6日午后败亡，满打满算不足两日，就按自然天计也不过三天，开化党得了“三日天下”。这让我们很自然地想起戊戌变法，也就把金玉均视为朝鲜的康有为。如此联想没什么大问题，但必须指出，甲申政变（1884）要早于戊戌变法（1898），金玉均（1851年出生）是康有为（1858年出生）的前辈兼导师，而不是反过来。因此我们只能说，戊戌变法是更为持久的甲申政变，而康有为是中国的金玉均。
      
      　　戊戌变法在甲申政变结束十五年后再度上演，同样以失败告终，这并非偶然，历史之荒诞有其内在之逻辑。
      　　与康有为相比，金玉均显得更加急躁，他甚至不曾静下心来先写几本理论著作。在政变的两天里，金玉均干得最多的事情是杀人，此外他宣布了“十四条政纲”并照会了各国公使。为金玉均辩护的人会说，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上述手段是完全必要的。但问题是，所谓的“资产阶级”在哪呢？再有，那些罹难官员难道是因为反对资本主义而死？
      　　很明显，金玉均不是底层民众的代言人，他对农民的态度与那些被他杀害官员的并无不同，他对城市平民则既缺乏亲切亦缺乏认同，广大群众希望闭关锁国，他却想跑步进入资本主义。可以肯定地讲，金玉均十分不受欢迎，开化党也没有民意基础。就在平叛之日，金玉均与同党在逃跑时遭到国人一路追打，他汉城的宅邸也被市民捣毁了，高宗更是将他定性为“当世秦桧”，“殆天地开辟以后未有之逆魁”。
      
      　　如果说当时朝鲜有“资产阶级”的话，那一定是日本人和他们的买办，而后者被广大朝鲜民众视为“朝奸”。甲申政变是一种叛国行为，可金玉均并非卖国贼，恰恰相反，他发动政变的根本原因是他太过爱国。金玉均投靠日本可不是想把朝鲜卖给日本，而是想把朝鲜变成日本。
      　　遗憾的是李氏朝鲜变不成明治日本，它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的起码条件。李氏朝鲜是东亚朝贡体系孵化出的农耕文明，它没有大商业基础，也缺乏紧凑组织，连识字率都低得可怜！这样一个国家怎么搞“资产阶级革命”，您还真以为杀几个人就能解决问题？
      　　不得不说，金玉均不是个政治家而是个书呆子，他有高远的理想却无落地的能力。接受现实是克服不幸的第一步，很遗憾金玉均做不到这一点，他选择了狂躁地盲动——强行将理想的画面拉入现实并以此宣告理想实现了，这种“一瞬间至极乐”的吸『毒』式刺激只能导致自我毁灭。
      　　与康有为类似，金玉均缺乏德行也没有谋略，他领导的甲申政变完全是一群癫痫患者的集体发作。依照儒家道德，金玉均绝不算是“好人”——为人臣子却犯上作乱，做人领袖却统驭无方，拯救生民却无谋无策。若离开开化党小圈子，金玉均几乎找不到能理解他的人，他也不试图获得公众的理解。金玉均具有强烈的救世情怀，却一点也不想接触普通百姓！据说，女人常常爱上幻想中的男人，而男人常常拯救幻想中的家国。
      
      　　从根本上说，金玉均一直生活在书斋里，他的两班贵族出身和精英主义哲学让他从心底远离底层民众，他领导的政变注定得不到广泛支持。政变失败后，金玉均并不做自我反省，反尔认为中国人以大欺小、日本人背信弃义、朝鲜人奴性十足。试问，这样的“资产阶级先行者”值得同情和褒扬吗？
      　　也许，金玉均真该像袁世凯那样逛逛青楼，去了解一下真实的世情和人性，那才是人间大学问。
      　　甲申政变是金玉均人生的最高『潮』，之后他随竹添进一郎流亡到日本。起初，金玉均还能收到福泽渝吉等“日本友人”的接济，后来就什么都没有了。为了维持“日朝友谊”，明治政府果断地将金玉均流放到离岛，金玉均在那被不少朝鲜刺客所问候。这段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让金玉均看清了日本人的真面目，怎奈悔之晚矣……
      　　被日本人抛弃后，金玉均萌生了接触清政府的想法，他为此给李鸿章写了信。当时，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担任驻日公使，李金二人进行了多次接触。到1894年，金玉均在日本已经流亡十年了。这一年是中国的甲午年，阳春三月，金玉均乘日本客轮来到上海，他准备广泛接触有关人士并适时北上拜会李中堂。金玉均不会想到这是他的死亡之旅，他在酒店刚安顿好就被同行朝鲜友人所枪杀，时年仅四十三岁。
      
      　　壬午军乱被镇压了，甲申政变又被镇压了，城市贫民回不到过去，开化党徒也奔不向未来，接下来怎么走大家很茫然。可以确定的是变乱不会停止，因为窒碍资本主义扩张的体制仍在。暂时的安定不是真实的和谐，在平静的湖面下暗流涌动，朝鲜社会正在积聚爆发能量，一场新的大乱将于甲午年上演，这一次的主角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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