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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节

迟玉德 | 小说下载 | 返回目录


日期:2014-11-0315:36:54
        12.日本脱亚与朝鲜亲俄
        与壬午军乱相比,甲申政变的规模并不算大,但其影响不容小视,尤其是在外交方面。
        中日两国在时隔285年后再度交手,双方的王宫之战虽算不得正式战争,但却终结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外交和局,它成为两国对决甲午的前奏。
        值得一提的是,1894年的金玉均遇刺案差一点成为甲午战争的导火索。事情是这样的,清政府以金玉均遇刺案乃朝鲜内政为由将刺客洪忠宇与金玉均的尸体用军舰引渡给了朝鲜,朝鲜王廷以“谋叛大逆不道”之罪凌迟了金玉均的尸体,这件事在日本引发了轩然大波。金玉均的“恩师”福泽渝吉宣扬凌迟金玉均是“日本人的感情完全不能谅解的”,犬养毅等数十名议员则质询政府,声言“将金尸解回朝鲜是对日本帝国一大侮辱”,要求对中国采取措施。那些昔日抛弃金玉均的“日本友人”又都为金玉均鸣起了不平,他们在东京为金玉均建立了衣冠冢,还纠集起数千人为金玉均送葬,更有玄洋社成员跑到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家要求对华宣战,农商务大臣西乡从道则在内阁会议上同声附和。若不是外务省和参谋本部力排众议,甲午战争恐怕早在1894年上半年就打起来了。
      
        甲申政变的诱因是中法战争,清廷当时面临的外交局面十分恶劣,它很不愿意跟日本人彻底撕破脸。中国人信奉“退一步海阔天空”,常在对外取胜后自动退让,以为对方也会这么做,这一民族心理弱点被伊藤博文利用了。明治十八年(1885)4月,伊藤博文赶赴天津直隶总督府,与清廷代表李鸿章签署了《中日天津条约》。根据条约,中日两军同时撤离朝鲜,今后两国均不得代朝鲜编练新军,朝鲜若再有变乱大事,两国任何一方欲派兵,应先知会对方。
      
        日本人不但从清政府这占得了便宜,而且从朝鲜人那捞足了油水。1895年,明治政府与朝鲜王廷签订了《汉城条约》,日本商侨之损失由朝鲜政府赔偿,杀害日本军官的凶徒将被法办严惩,就连被竹添进一郎焚毁的日本使馆也由朝鲜掏钱重建。
        应该说,日本人在甲申政变中没有什么损失,就算有那也是他们自找的。但政变的失败还是伤害了日本人民的感情,启蒙家福泽渝吉于1895年发表《脱亚论》,他以民族代言人的身份宣布脱离“东方之恶邻”,从此次跻身“西方文明人”的行列。
        人不能选择父母,国不能选择邻居,福泽渝吉之“脱亚”并非地理之脱亚而是心理之“脱亚”。明治维新将日本人带入了一个新时代,一个西方文明孕育出的大商业时代,相较之下,华夏文明孕育出的小农业时代显得消极而蒙昧。福泽渝吉尖锐地指出,“儒教”所塑造的“亚洲旧俗”导致“民众并国家均不思进取”,是中朝长期落后的总根源。
        《脱亚论》并非断交宣言,生意还是要照做的,不但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在《脱亚论》发表后的五年间,朝鲜对外贸易的八成是对日贸易,期间,日本人大量收购朝鲜农产品,同时将日本纺织品倾销给朝鲜人。此外,日本人还控制了朝鲜的金融、海运和渔业。这些经济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粮食奇缺、物价飞涨、平民破产,朝鲜人的反日情绪愈发高涨,愈是底层愈是反日。
        日本企图独霸朝鲜,清廷自然不能答应。中法战争后,朝鲜成了中国仅存的藩属国,它的地理位置又异常重要,若失朝鲜则满洲难保矣。为了加强对朝鲜的控制,清廷委派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授三品道员官衔。李鸿章等清廷高层对袁世凯十分赏识,认为此子谋勇兼备,敢于担当,可堪大任。清廷给袁世凯的使命是,使朝鲜“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内修政治,外联邦交”。
      
        这一年袁世凯二十六岁,他曾两度科场落第,如今照样飞黄腾达,是朝鲜和日本成就了他。袁世凯履新后曾长期住在朝鲜王宫,原因是高宗被金玉均吓成了惊弓之鸟,总感觉甲申政变还会重演。闵妃也积极拉拢袁世凯,甚至把表妹许配给了袁。袁世凯很清楚,这出戏貌似和亲实为监视,闵婆娘对他不放心啊。不过袁世凯没有拒绝,他不但收了闵妃表妹,而且连丫鬟一并上了。耍嘛,就要耍得痛快,谁怕谁啊!
      
        甲申政变结束了,但日本人不会就此罢手,这是清廷和闵妃共同的看法。清廷想借日本人制造的紧张态势进一步控制朝鲜,然而闵妃不想只仰赖中国人的保护。一来,清国大势已去,在中法战争中不败而败,古语云“君子不立危墙之下”,闵妃得为自己和儿子寻找新的靠山。二来,闵妃不希望亲华势力滋长过甚,因为那样会危及她的权威。三来,日军与清军已经交火,两国虽表面签订了和平条约,但内心里已势同水火,他日,日清一旦开战,朝鲜必将成为战场,到那时只能仰赖西方列强保护,而沙俄是列强中最重要的那个。有了以上盘算,闵妃开始主动亲近俄国人,对西洋公使也是礼遇有加,甚至还开放了宗教禁令,允许基督教和天主教在朝鲜合法传播。
      
        袁世凯是来控制朝鲜的,闵妃却想摆脱这种控制,二人慢慢地化友为敌。在一份奏折中,袁世凯曾这样评价闵妃:“王妃昏妄,亲西人而薄中国,怙恶不悛,刚愎自用!”袁世凯厌恶闵妃不光是因为她疏华亲俄,而且是因为她昏庸无道,用袁世凯的话说就是:“韩君妃前以称寿,集倡优数百,至今未散,赏赍无节……城内盗炽,街巷夜断人行,倘不抚辑,恐将变生肘腋。”
        中朝之间的蜜月结束了,闵袁二人由互相抚慰变成恶语相向,他们因时势走到一起,又因时势分道扬镳。国与国之间没有友谊,政客与政客之间没有情义。依传统道德评判,袁世凯和闵妃都不是什么好人,不过这不是问题的重点,因为那个时代不需要好人,它需要的是代理人,代理资本主义扩张的人,谁有意愿有能力完成这种扩张,谁就将被历史选中,成为时势所造的“英雄”,就像战国终结者——秦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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