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6-0519: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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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专制的政府，因为其权力不受到任何制约，因而它就像一潭死水一样，无法做到清理所属的政府的自身的污浊与垃圾，因而长久之下必定被腐烂。即便抽干了臭水，再放入新水，然而终究避免不了腐臭的结局。而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够跳出这个怪圈，是因为它的政府的权力是受到监督和制约的，能够自我发现并清理自身的污浊与垃圾，就像一条活水溪流一样，只要源头不干涸不被污染，就会细水长流，永保清澈。
      
      　　眼下，唯一能够改变南明帝国的这种厄运的，就只能是政治改革，创造民主制度，给这潭死水引入一眼新泉，才能保证池水清如许。
      　　但是看看当时的世界，欧洲刚刚结束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德国和意大利都陷入了四分五裂的“战国时代”，法国的王室路易家族正在准备实行比中国更加集权的专制统治，而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最强的英国，也尚未实现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民主，克伦威尔正在实行军事独裁。而其余地区诸如非洲美洲大洋洲，则尚且处在氏族社会、部落社会，更不谈民主制度。国际形势如此，又何谈具有长期专制统治历史的中国一脚跨入民主社会呢？
      
      　　既然无法用还没出现的民主来解决，那就只能寻求其他的方法了。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先人凭借他们的智慧，想出了很多的方法来对付吏治腐败问题的方法，经过时光的考验与筛选，依旧留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供后人借鉴。
      　　但在这之前，我们得先来看看官员贪腐的本质。专制制度下的官员拥有很大的权力，这个权力可以大到比任何商人资本家来钱都来的快，而做官的人虽然也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养家糊口奔小康的现实问题也是要解决的，所以他们也得追求收益。倘若收益抵不上他们的付出，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敛财，榨取民众的资产，从而补充他们所认为的相差的收益。
      　　所以，排除现代化的完善的民主体制外，可以从这几方面来遏制官吏贪腐的势头。
      　　日期：2013-06-0523: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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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点，在法度上给予他们丰厚的收益，使官吏们所认为的付出与回报的差距缩小。既然有了丰厚的收益，那么就会有一大批官吏不再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搞计划外收入了，这种办法通俗称作“高薪养廉”。不得不说这虽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却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明代的吏治许多人大概有所了解，前期朱元璋以严刑峻法肃贪，反而贪腐之风愈演愈烈，中后期则更加一发不可收拾，吏治一塌糊涂，连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也带头搞腐败。为什么呢？就因为朱元璋放弃了“高薪养廉”的方法，明代的官员俸禄普遍很低，像海瑞这样的清官只能靠自己的那点家底来支持，如果没有家底而讲廉洁，那是几乎不可能的。而吏员与衙役则根本就没有俸禄，全靠那些灰色收入。由此看来，官员怎能不想方设法敛财，吏治怎能不腐败呢。
      
      　　晚明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当然杨铭化也不例外。他虽然不忘明帝国的开国之君朱元璋重典肃贪的手段，但是在整顿吏治这一点上，他的想法与朱元璋是有分歧的。与其说杨铭化是赞同高薪养廉，不如说他是不得不高薪养廉。因为继续低薪的话，虽然俸禄消耗的财政支出少，但是税银收不齐、百姓负担沉重的问题就会自然而然严重起来，最终导致民众起义和财政危机。而实行高薪的话，虽然从国库拨出的银子多了，但是税银也容易收上来，百姓的资产损失就要减少许多，便减少了财政危机和民众起义的危险。相比之下，宁可选择后者。
      
      　　杨铭化为整顿吏治制定的第一个办法就是高薪养廉。首先提高各级官员的俸禄，按照官员品级，品级越低，对比原俸禄增加的俸禄比例越多。比如正七品的月俸禄由原本的七石五斗提高到十二石，从九品月俸禄由五石提高到十石，而二品三品等大员的俸禄则并不增加。其次正式给吏员和衙役发俸禄，所有文职吏员按照从九品的资格发放俸禄，高级衙役按从九品资格的一半发放，月俸为五石。最后，废弃官吏的俸禄由银钱、实物、宝钞混合发放形式，一律按照俸禄的粮食市价，一石兑银一两，用银钱发放，统一规制。（注，石是容量单位，一石等于一百升，约重七十到八十斤，视粮食密度而定）
      
      　　但是，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有了银子，想要金子，有了金子，想要宝石，有了宝石，想要稀有金属……总之，高薪只能是养廉的基础，但绝不可能仅仅只凭高薪，就能够养廉。既然官员手中有了可以达到敛财目的的权力，那么即使俸禄再高，也绝不可能填满他们的无穷无尽的欲望。因此，除了“高薪”，还得从行为上和思想上约束官员们的敛财贪腐，所以第二点就出来了，在法度上严明法纪，重典治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