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6-0420:02:01
      　　==========更新==========
      　　弘光君臣对藩王制度的改革是这样进行的。
      　　首先，自暴风雨般的流民大起义以来，抱着对藩王宗室这个特权阶级的严重不满，李自成、张献忠每攻下一座城池，必然要搜寻宗室人员，或杀或斩。尤其是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个省，上万的宗室或被农民军杀死，或早就隐姓埋名逃往别处。最著名的就是福藩遭到的劫难，老福王朱常洵被李自成烹杀（热水煮死），朱由崧逃往淮安，这也是朱由崧登基以后极度仇视农民军、积极支持联虏平寇的方针的原因之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嘛，可以理解。除了福王以外，西安秦王系、太原晋王系、大同代王系、武昌楚王系、襄阳襄王系、兰州肃王系、宁夏庆王系、汉中瑞王系、荆州惠王系、成都蜀王系等等皆遭到农民军的灭门，宗室势力遭到了一次巨大的打击。此外，清军的数次入塞劫掠以及随后的入关，也捕杀了不少的宗室成员，兖州的鲁王、济南的德王皆被清廷杀死。所以，到了弘光年间，时人总结，“天下宗室，自去其半”，也就是宗室的人口几乎减少了一半。
      
      　　也许这样的减少过于血腥残忍和灭绝人性，但是出于当时人道主义思想还没有兴起，所以作为某些人来说，他们内心里是很高兴的，虽然表面上还要装作很悲伤的样子，比如弘光帝等人。因为说到底，宗室人再多，对国家无益，宗室人变少，对国家无害，反倒还能缓解财政危机的问题，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藩王制度改革的第一点，就是顺应时局，凡是藩爵所在而无实人者，即将此爵位废去，如此一来，四五万个藩爵就轻而易举地裁掉了一半以上，剩余的藩爵不到两万个。
      
      　　第二个措施，削减宗室的经济权力。先是减少对宗室的物资供应，比如亲王禄米由一万石裁至一千石，缩减为原本的十分之一，郡王、镇国将军、公主驸马等亦然，布匹供应亦然，这样，每年为宗室付出的开支就能缩减为原本的十分之一还要少，财政的压力大为缓解。再一个是削减宗室的封地田产，所有宗室保留的田产不得超过100顷，多者即削减充入官田，作均田或募兵之用。而新的藩王就任授予的田产亦不得超过100顷。
      
      　　第三个措施，扩大宗室的基本权利，即作为明帝国的一个普通百姓的基本权利。藩王中除亲王外，一律可以自由离开封地，但不得擅自入京；宗室可以正常参加科举考试以为官，与绅民同等对待，这就等于消除了宗室与绅民的界线，可以使宗室阶层尽快地消融进入其他阶层，这样的话，刘璋刘表当官的故事就可以在南明上演了；宗室可以自由经商，可以耕种田地，可以开办作坊，可以做一切自力更生的谋生之事，这样的话，刘备卖草席的故事就能够在南明上演了。
      
      　　第四个措施，改革宗藩的继承制度，从制度上来遏制宗室的无限增长。想要让宗室不生或者少生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让他们生出来的后代不再是挂名的宗室，这还是好办的。首先，废除中尉这一爵位，仅保留亲王、郡王到奉国将军这五世藩爵。其次，庶子不续封，只有嫡长子可以承袭爵位，庶子庶孙嘛，对不起，做回老百姓吧。这样的话，比如弘光帝如果封一个儿子为亲王，这一系就只能有一个亲王，没有郡王什么的，其余的藩王庶孙都是平民。最后，藩爵继承，袭一代降一代，也就是说，老头子是亲王，儿子承袭变成郡王，以此类推，五代之后，变成平民。
      
      　　第五个措施，《大明律》面前，宗室与百姓平等。以往，宗藩作恶，鱼肉一方，地方官员和御史只有参奏的权力，没有逮捕审判的权力，这个权力只保留在皇帝的手中。而皇帝大多念及家族之情，对宗藩徇私包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司法公正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所以，新政规定，宗藩违法，与庶民同罪，地方官员有对宗室子弟传唤、逮捕、审判、治罪的权力，司法公正的进程由此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关于藩王制度的改革，就说这么多了。
      　　日期：2013-06-0422:35:43
      　　==========更新========
      　　【反贪】
      　　军制的变革做到了强兵。改革无非是两个目的，除了强兵，就是富国。富国就是在民间不陷入贫穷的基础上保证政府财政充盈。
      　　想要保持财政充盈，无非开源和节流连个方法。藩王制度的改革，可以说是节流的一种方法，但其实历朝历代，真正损耗财政的大流，乃是吏治。
      　　财政的问题乃是吏治的问题，吏治不清，财政永无清宁。
      　　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这些人之所以能在中原呼风唤雨，振臂一呼就是十几万农民军，除了天灾造成的大量流民以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吏治的问题。
      　　假如朝廷原本一年缺少五百万两白银，摊派到全国一千多个县，平均每县五千多两，按照当时的每县平均八万的人口，每人承担的赋税并不是很重。但是，现实绝对不会是这样的。
      　　往往摊派到最后，一个县会摊派到一万甚至一万五千两的赋税，不是上面增加的，而是县衙或者府衙、巡抚衙门自行增加的。因为除了交上去的五千两以外，余下的一半甚至更多就可以被知县、同知、通判、县丞、典史、师爷、衙役等等等等你几十两我几十两地分了。历朝历代，往往农民起义就是这么来的。
      　　而在税银上缴的过程中，交到府里，知府拿一点，交到省里，巡抚、布政使等再拿一点，交到户部，也难保侍郎、员外郎不趁机拿一点，而到最后，皇帝自然也是要明目张胆光明正大地拿一点放入内库的了。历朝历代，往往财政危机就是这么来的。
      　　历朝历代向来如此，这似乎是每一个专制王朝难逃的厄运，这也是一个历史的怪圈，中国的各个政权在这个圈子里跳了几千年，可谁也没有跳出这个圈子之外。
      　　我们不禁会问一句，这是为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曾经做过长期的思考，然而久久没有解决。直到某一天，我找到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