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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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4-06-2420:01:53
      　　（正文接续）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结束了分封制（或曰“封建制”，笔者亦称其为“邦国制”），这看上去是对周文明的背叛，实际上却是对周文明的保护。我们必须看清，周文明的核心是“农耕”而非“分封”，分封是为农耕服务的，如果它不再能保卫农耕了，那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西周开创的农耕文明遭遇到了游牧文明与商业文明的双重挑战，前者好战，而后者好利，一个来自塞外，另一个来自都会。此时，真正有能力保卫农耕文明的不是东部那些严重商业化了的诸侯国，而是西北渭水流域颇具“蛮夷”色彩的秦国，有意思的是西周亦发祥于此地。秦国自商鞅执政起以“耕战立国”，它创建了一种新的政治体制，把农民从贵族的手中夺了过来，这就大大增强了中央的财政实力。商鞅算不得一个好人，却绝对是一个伟人，他与毛一样创造出了一个均平单一的社会，在前资本主义阶段，这样的社会体制比那些浮华多元的社会更具军事实力，因为它具备充足的兵源、简洁的后勤及坚实的财政，秦国极具诱惑力的军功奖励体制又使其具备了无与伦比的战争动员能力，统一中国的大任非秦莫属。
      
      　　如果我们把秦国比作一个大农村的话，那么秦始皇的统一路线也是“农村包围城市”，他和毛一样把那些都会政权的统治者拖垮了。秦灭六国的战争是很迅速的，六国的军事能力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下降得那么快，而且是集体性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六国的财政被集体拖垮了，它们失去了保持原有军力的基础，也就无法继续存在，就如同蒋氏民国。
      　　大部分人把秦始皇修长城、建陵墓视为纯个人色彩的暴政，并想当然的认为要是由仁慈的扶苏太子当国情况必会完全不同。持这种想法的人不能解释，在秦亡之后中国为何要再经历一次规模浩大的内战才能实现统一，为什么就不能迅速产生一个“好人政府”。事实上，帝国体制与商业化程度过高的多元社会是不相容的，秦始皇及其继承者若不耗尽东部富庶地区的多余财富，我们这个农耕帝国就不可能长期稳定地存在，她甚至无法形成。嬴政（秦始皇）、胡亥（秦二世）与项羽（楚霸王）演绎了历史宿命下的个人悲剧，他们的暴虐、鲁莽与愚蠢有大历史上的背景，换句话说，他们是被“命运”引诱到那样一种“邪恶”境地的。笔者无意为此三人——尤其是胡亥——翻陈年旧案，而是说，每代人都有其易被后世忽视的历史苦衷，当下的你我不也如此嘛。
      
      　　西汉之所以能大体承袭秦朝的郡县制，是因为多余的财富和人口都在战争中被耗尽了，西汉因之缔造了广为称颂的繁荣与和平。汉帝国自建立伊始就受塞外匈奴人的军事威胁，汉武帝为彻底解决匈奴问题进行举国动员，他曾向帝国的大商人求募军费，但只有一个富商愿意为战争捐款！汉武帝被大商人阶层激怒了，这帮生活奢华的新贵不但没有爱国心，而且还大肆收买帝国官员，从而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他们已经成为皇帝迫在眉睫的威胁。于是，一向我行我素的汉武帝全面调动国家机器，强行剥夺富商财产，摧毁中产阶层，还将盐铁事业收归国有。汉武帝以为这种雷霆手段可以消除统治威胁，他未曾料想断绝私人资本的商业出路只能把大商人逼成大地主（豪强），而且使农民工失去城里的工作，汉帝国最终被她亲自创造出来的敌人——流民与豪强——推翻了。
      
      　　隋唐帝国是在豪强阶层垮台后建立起来的，它给私人资本以商业出路，这样就减缓了豪强阶层的威胁并塑造了中小地主阶层。察举制（举孝廉与九品中正制）是豪强的政治体制，而科举制是中小地主的政治体制。唐帝国较汉帝国而言更加“均富”，它也因此更加繁荣而稳定。唐帝国虽摆脱了豪强的困扰，却遭遇了地方的挑战，节度使比豪强更难对付，帝国终因地方自治而四分五裂，这就为异族的全面入侵提供了契机。
      
      　　朱元璋接手的是一个经历了足够破坏但承袭了旧有结构的帝国，那个广为流传的沈万三的传说显示当时大商人阶层仍然势力强大。朱元璋是帝国的皇帝，统一是他最大的利益，他要确保他的帝国不会出现豪强、节度使及大商人，因此他和他的儿子对帝国的富户阶层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中断了开放性的海外贸易并加强了皇帝的个人独裁。站在今人的立场上，我们当然会谴责朱元璋逆反历史潮流，但我们不应忘记朱元璋是刚从异族（蒙古人及色目人）手中夺回政权的，而汉人正是在“商富国穷”时亡国的，我们叫这位贫民皇帝如何不仇富、不排外？
      
      　　洪武体制违反世界潮流，却符合中国逻辑，它是农耕文明自保的手段。朱元璋的历史责任不在于其政策的方向，而在于其政策的力度，他严重矫枉过正了，就像毛为了反官僚而发动文-革一样。洪武体制是农耕文明发展的最后阶段，就算没有西洋入侵，它也把中国推到了下坡路，农耕文明再也没有上升空间了。
      　　或许，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一段话最能概况此间情形，他说“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她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在五百多年前游历该国，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口众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国家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她聚集财富的最高程度业已到达。”①
      
      　　（未完待续）
      　　注释：
      　　①此译文引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257页第一段，《国富论》（又名《原富》）国内另一译本与此译文稍有出入，但两个版本的意涵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