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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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4-06-1012:32:47
      　　（正文接续）
      　　蒙古帝国是一个亘古未有的大帝国，其在中国的部分被称为——元。蒙元的疆域比宋、金、西夏、吐蕃及大理的总合还要大，它继承了上述政权的所有社会问题，这个带殖民做派的异族政权缺乏解决问题的工具及兴趣，它统治中国的办法就是能凑合就凑合，美其名曰“一切照旧”。元廷从未考虑过通盘解决问题，它更倾向于因地制宜，以税制为例，它在原金国的北方按户征税，在原宋国的南方则按亩征税，忽必烈还在南方大量减免苛捐杂税，结果造成中央财政入不敷出，元廷便用滥发纸币的办法来弥补赤字，也就自然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在产业政策方面，蒙元继续赵宋的重商政策，它努力消除贸易障碍，推动农业、造船、桥梁、军火及天文技术的进步。蒙元还大举征伐日本与越南，结果均遭惨败。由于蒙元是少数异族统治多数民族的外来政权，它很自然地推行了种族主义政策，也就把人数最众的汉人逼成了反对派。元朝末年，天灾不断，饥民遍野。此时，元廷既没有赈灾的资本，也没有赈灾的手段，流民起义因之风起云涌，朱元璋则趁机强势崛起。与其他军阀相比，朱元璋更适合做汉人领袖，他兼具自律精神及战略眼光，士大夫和老百姓都支持他。朱元璋在统一南方后，以“逐胡虏，除暴乱，雪国耻”为口号北伐元廷，结果把蒙古人打回游牧民族。蒙元存国不足百年，乃中国历史之插曲，其结局具有宿命性。
      
      　　朱元璋是终结异族统治的民族英雄，可他不得不接手异族政权的财政遗产。蒙元因拿不出适当的经济方案而走向财政破产，朱明要想避免蒙元的命运就必须大规模整顿经济。朱元璋具有远超常人的胆魄与决心，他以铁血之手段再造了经济基础。朱元璋出身于贫农家庭，他的父母死于蒙元的苛政，这样的遭遇既左右了朱皇帝的人文情感，又限制了他的历史视野。朱元璋认为，两宋覆亡的根本原因是朝廷聚敛、官僚腐败，他要铲除这两种亡国陋习，办法就是全面抑商与实行超低税率。朱元璋对商业的打压可谓不遗余力，宋元以来的富家大室几乎被他与他的继承者朱棣消灭殆尽，中国变成了一个内向而非竞争性的小自耕农帝国。
      
      　　朱元璋的国策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在西方全力推进现代化时，我们的朱皇帝却把中国推到了相反方向。朱元璋一心想要扶住贫弱，他的政策却恰恰造成了底层贫寒，政府财政也就因之破产。由于农业税的税率极低，朱明朝廷不得不控制其规模、减少其业务、简化其工具。在朱明王朝，国家进步不再是政府的目标，民风淳朴才是，儒教则成了方便而廉价的统治工具。可是，儒教解决不了吃饭问题，饥民是不会听你“子曰诗云”的。明廷征税的税率的确很低，但这种低税率是与商业倒退同时发生的，财富因资本集中而增长，消灭了资本也就消灭了财富与就业，实行低税率也就失去了“仁政”意义。终明一朝，民变不止，蒙古人、满洲人、日本人亦不断挑战明廷。及至万历年间，大明王朝的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文官集团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尔成了国家前进最大的障碍。万历皇帝很早就看透了文官集团的虚伪与低效，可他无法改组政府，他已看不到希望，于是选择了长期怠工。这位任性的皇帝引发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冷战，就在我们的大明王朝走向分裂时，日本人与满洲人却走向了统一，他们看穿了大明帝国的内幕，于是向其发动了武装进攻，满洲人依靠地理优势及历史机缘最终胜出。
      
      　　不过，朱明并非亡于满清，她是被流民推翻的。明末出现了大规模流民，这固然有天灾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诱因是通货紧缩导致了百业萧条。邮差出身的李自成在大混乱中崛起，1644年，这位自称“闯王”的流民头子在西安称帝，不久后东征伐明。令人费解的是，“闯贼”在一路之上几乎没遇到抵抗，他们很快就打到了京城。北京的官僚已经厌倦了崇祯皇帝，他们一致认定大明王朝气数已尽，他们还认为自己能够控制李自成，于是他们在城高河深、储备丰沛的情况下开城迎贼。这些京官失算了，大明王朝的确气数已尽，但天命并不归李自成。李自成自起事以来从来就没建立过财税制度，他的军队走一路抢一路，进京后更是胡作非为。李自成是一个彻底的糊涂蛋，他与朱元璋有霄壤之别，他似乎从来都没搞明白——皇帝他不是一个大土匪！
      
      　　此时，准军阀吴三桂镇守辽东，他原有意投降李自成，怎料李自成抄了他的家财、抢了他的女人，关了他的老爹。吴三桂被彻底激怒了，为了复个人之仇，这位青年军官不惜剃发易服并引清兵入关。公元一六四四，一个土匪与一个汉奸决定了中国命运，这是何等的民族悲剧！
      　　清军入关后，满洲人开始举族内迁，他们离开了东北黑土地，搬进了北京四合院。满人入关后推动统一战争，他们依靠以军事优势及外交手腕征服了整个帝国。满清皇帝很认真地研究明亡教训，他们一改前朝轻视铜钱的传统，为民间提供廉价货币流通，而且不再向前朝那样将白银抛散至边穷地区，从而避免了通货膨胀且提高了白银使用效率，此外，清廷还以雷厉风行的作风恐吓欠税富户，大肆消减免税户口并开始卖官鬻爵，通货紧缩与财政危机因之得以解决。满清一朝的皇帝精力充沛，他们以独裁者的身份垄断政务，这样就加速了行政效率并摆脱党争之患。满洲皇帝以征服者姿态驭国，不容汉人置喙皇储问题，文官集团也就避免了大分裂。汉人文官因无法驾驭满清皇帝，只好采取通力合作的态度，在满汉精英的共同维护下，满清皇朝得以存国两个半世纪。黄仁宇先生将明清帝国命名为中华第三帝国。
      
      　　有读者可能会问，你在日本近代史里讲那么多中国古代史干嘛，这题跑得也太远了吧？
      　　笔者肯定地回答，此节之铺陈非但没有跑题，反尔非常点题。下一章笔者将叙及甲午战争，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曾明言——中国正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论发表于1872年上呈同治帝的奏折。李所谓“三千年”之起点即为西周开朝，周代商与汉代秦、唐代隋、清代明不同，它不是简单的王朝更迭，甚至不是政体更迭，而是文明更迭，有若近代革命。东亚朝贡体系是周文明的对外延伸，唐朝的白村江之战象征着周文明达至顶峰，明朝的万历朝鲜战争象征着周文明走向衰败，清朝的甲午战争则象征着周文明彻底终结。要解读甲午战争及抗日战争，我们必须首先看清历史之大背景；要洞悉近代变局及未来前途，我们必须首先看清三千年之大历史。
      
      　　好在，笔者行文尚言简意赅，不至浪费诸君太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