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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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4-06-2523:09:01
      　　（正文接续）
      　　黄仁宇总结洪武体制有两大性格特征，一是内向，二是非竞争性。在明代以前，中华帝国是外向型的，在军事及贸易上都有表现，朱元璋中断了这一趋向，他提出了“十五不征之国”并实施了海禁国策，第三帝国的朝贡体系恰恰建基于此。
      　　朝贡体系是古代东亚主要的外交秩序，它的核心构造是礼乐制度，而礼乐精神的实质是等级宗族关系。因此，朝贡体系的本质是宗藩关系，意在创造一种中国为进贡国的“上国”与“母国”的外交印象。汉唐元三朝主要依靠武力来维持朝贡关系，明帝国则主要依靠贸易来维持这种关系。
      　　我们通常把明清的外交政策称为“闭关锁国”，这是一种十分形象的比喻，但它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中国与外国就完全不交往了。明史专家毛佩琦对此提出了抗议，他说根本没有“闭关锁国”这回事，理由是白银随着对外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甚至成了我们这个贫银国的主要货币。很显然，“闭关锁国”是一个夸张了的说法，而不是一个准确的术语。明清对外政策的准确称谓应该是朝贡体系下的勘合贸易，或简称朝贡贸易。
      
      　　明帝国在趋于内向的同时，也开启了非竞争性体制，即全力向落后部门看齐，既不对外竞争，也不对内竞争。在这样一种体制下，中国人发展出了内敛型的性格，就连明代的家具文物都体现这一审美趋向。一个内向的非竞争性帝国不会也不可能维持唐元时期的军事形象，而她又要维持中华帝国那种“天-朝上邦”的国际地位，想来她也只能从贸易角度寻找外交出路，也因此有了“共享太平之福”这样的和平口号。
      
      　　第三帝国的朝贡体系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包括觐见仪式、册封制度与勘合贸易。所谓“觐见仪式”就是外国使节携带贡品觐见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中国皇帝外国对使节进行道德训话并回赐一笔厚礼。所谓“册封制度”就是中国使节赴藩属国册封新国王，其礼仪形式完全符合中国的礼乐制度。所谓“勘合贸易”就是明廷管制下的特许权贸易，明廷向进贡国颁发贸易许可证，称为“勘合”，这种堪合规定了贸易的时间、地点和规模（船只、货物与人数）。总之，朝贡贸易是一种具有仪式感的且严格控制的贸易形态。
      
      　　中国幅员辽阔，内部自成一体，具有很强的自给自足性，即便是在汉唐盛世，中国对外部世界也没有多少贸易需求。与西方人及阿拉伯人不同，中国人对掠夺型战争没有兴趣，中华帝国的对外战争都是有关安全与尊严的战争。在中国皇帝的眼中，外邦都是些贫穷落后的小国，既难以治理又无利可图；在中国史家的笔下，好战的皇帝也经常被形容为“穷兵黩武”，乃是一个令人尊重的角色。中国的自给自足性塑造了她的外交传统，可是她必须要应对外邦的贸易需求，要知道，不是所有国家都能自给自足，有些国家甚至无法农耕，比如琉球（冲绳）。琉球这样的与中国不接壤的朝贡国主要进行勘合贸易（即来华贸易），朝鲜、越南（时称安南）这样的与中国接壤的国家还发展出了边境贸易，中国就是通过贡赐交换、勘合贸易与边境互市三种形式满足“番邦属国”的贸易需求的。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中指出，朝贡体系“不是一种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反之这是文化主义防卫性的表现：外国统治者假如要与中国交往就必须接受其条件，承认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与中国的贸易可能很有价值，而进贡品是必要的代价。像其他许多重要规定一样，这也没有能很好的执行，然而中国的编年史家至少在史籍中记下了进贡物品的内容使之好像很重要，而进贡国常常不这样看。”
      
      　　事实上，第三帝国的朝贡体系从一开始就具有自欺欺人的性质，许多朝贡使团是“假冒”的，他们从中亚一些不知名的国王那买到朝贡资格（即使臣身份），然后一次次地觐见中国皇帝，其目的不是表达对中华上国的无限敬仰，而是为了获得回赐礼品及在沿途进行贸易，有些使团甚至来自一些根本不存在国家。
      　　明末时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一语道破了此种玄机，他说“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被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是中国在向其他国家朝贡。”哈佛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弗莱彻则揶揄地补充道，“如果说利玛窦有任何错误的话，那就是他相信皇帝本人是受欺骗的。”
      　　那么问题来了，第三帝国为什么要赔本赚吆喝地维持这样一个朝贡形式呢？
      　　当年明月有一个观点，认为凡青史留名的人物大都不是等闲之辈，这些人的个人能力要强于我们今天的大部分人，他们是当时社会中精英中的精英。聪明人也许会干傻事，但要是全国的人精好几个世纪地干“傻事”，那这件“傻事”必有其合理之处。当然，帝国的商人、大臣与太监多少都因营私原因参与了这场自欺欺人的骗局，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只有当中华帝国持续需要这场骗局时，这些人才能够长期不受惩罚地得逞。
      
      　　今之所谓的“中华文明”是自西周发展起来的农耕文明，其制度的缔造者是周公旦，这位“摄政王”创设了礼乐制度，孔子则在礼乐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儒学。儒学是一种披着道德外衣的宗法制度，这套学说的经济根基是农耕经济，社会根基是宗族单位。由于儒学是一种单极的等级制度，因此它需要一位有权威的天子，由这位天子来安排人世间的秩序及仲裁不同个人、群体及国家间的纷争。儒学从根本上讲是反竞争的，可是它又必须依靠一个在竞争中获胜的强权才能获得独尊地位，而这个强权必须依靠武力威慑才能推广鼓吹泛道德主义的儒学。到了明代，帝国已经不具备唐元时期的武力威慑了，她只能用半造假的方式来维持她的大国形象。必须指出，第三帝国在外交上造假的原因是这一外务政策主要是服务于内政的：一方面，维持这样一个虚幻的“天-朝”形象有助于增强朝廷的权威，也能给子民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及荣誉感；另一方面，维持一个稳定而不需要干涉的外部环境是一种最经济的外交，这对财政处于紧平衡状态的第三帝国而言尤为重要，西方汉学家则将其称之为“中国人的实用主义”。
      
      　　第三帝国的朝贡体系对琉球、朝鲜和越南影响最大，尤其是对朝鲜，朝鲜几乎成了一个缩微版的明朝。从两千年的历史来看，朝鲜半岛无法孕育独立的文明，它只能成为大国的附庸，至今仍然如此。中国在汉唐时期对越南与朝鲜的部分领土进行过长期直接统治，这两个国家在行政体制、文字教育及民俗风情上打上了中国烙印，是不讲汉语的汉文明。第三帝国对这两个国家也最为亲密，双方在边境地区进行频繁贸易，中国对朝越王廷还负有安全上的责任。
      
      　　日本是第三帝国朝贡体系的挑战者，自大唐衰落之后，日本眼里就没有中国了，它甚至向一向无敌的蒙古帝国叫板，并凭借神奇的运气把对方“击败”了。自朱元璋当国起，倭寇问题就困扰着大明帝国，洪武皇帝亲自向足利幕府的将军下国书，怒斥道“尔等愚钝东夷，居沧溟之中，妄自尊大，纵民为盗。”令朱皇帝没想到的是，足利将军不紧不慢地回复道：“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日本后来虽一度投机性地表示“恭顺”，但中日关系总体来讲是别别扭扭的，日本总是试图与中国平起平坐，而这挑战了帝国外交政策（朝贡体系）的底线。
      
      　　明帝国对付日本人的手段是不准其封贡（册封及进贡），也就是不给日本人勘合贸易的机会，这引发了两国没完没了的文争武斗。当丰臣秀吉于十六世纪末统一日本后，中日之间的对抗发展成了一场规模浩大且旷日持久的东北亚战争。这场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东北亚战争，它在日本被称为“文禄-庆长之役”，在中国被称为“万历朝鲜战争”，在朝鲜则被称为“壬辰-丁酉倭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