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节

作者:迟玉德 | TXT小说下载 | 返回目录:93章/138章 | 上一节 | 下一节

日期：2014-07-0322:00:26
      　　6.大溃败与大一统
      　　近几年来，随着明史研究的渐热与中日冲突的加剧，万历朝鲜战争已慢慢成为一个公共话题。通过明史学者的辛勤研究，我们已能了解这场战争的大部分史实。当下我们所缺乏的不是对战争细节的了解，而是对它整体上的认识。
      　　这场战争已经过去了四百多年，我们今天重新讲述它的意义何在？
      
      　　诸君只要去百度图片搜索一下“万历朝鲜战争”，就会看到这样一些图书封面——《大明帝国抗日史》、《抗日援朝1592》、《龙战三千里》、《帝国最后的荣耀》、《明风万里：虽远必诛》。这些书名反映了我们当下的两股思潮，即亲明思潮与反日思潮，其本质都是民族主义的兴起。
      　　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中国人缺乏坚强的民族观念也构成赵宋王朝的一大弱点。很明显的，假使所有汉人决心从外人束缚下求解放，这种解放战争当然会有利于宋的军事行动。可是实际上双方（宋辽、宋金与宋元）之竞争只在大体上被视为一种朝代之间的冲突。”
      　　自宋亡之后，汉人三度遭受异族统治，被奴役历史超过了三个半世纪！而当下流行的史观一直在和稀泥，对满洲人的统治歌颂多于批判，对蒙古人的统治则避而不谈，表现得像一个健忘的奴才。日本人若不是可耻地失败了，恐怕会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很显然，这种辫子化的历史观正在遭遇挑战，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正在形成之中。资本主义扩张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宗教衰落后各民族的支柱型信仰。
      　　对于民族主义，笔者持一种谨慎支持的态度。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经济再发达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会被其他民族所尊重，也不应被其他民族所尊重。然而，民族主义也很容易演变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如德日在二战时提出的人种主义学说，因此我们又要时刻警惕这种危险的发展倾向。
      　　一个民族要想通过民族主义强身健体而不是走火入魔，就必须对自身的历史形成、核心价值及政治体制有真实而深刻的认识。一个男人，与其吹捧自己，不如发展自己，而他若不了解自己，便不能发展自己。事物有三个层面——表象、真相与幻象，写史者的任务是描述表象、揭示真相、戳破幻象。我们读史是为了学智慧，不是为了找乐子，更不是为了“吸鸦片”。一个民族的荣誉是全体同胞挣出来的，而不是几个作家吹出来的，只有自卑的民族才会自吹自擂，比如今天的韩国人。
      
      　　与初唐的白村江之战相比，晚明的万历朝鲜战争实在算不得一场胜利。这场战争前后打了七年，花去了白银五百万两，我军阵亡两万七千人，朝军阵亡五万一千人，朝鲜平民死亡三十万人①！日军总共阵亡了九万八千人，与中朝联军的总牺牲大体相当。在付出了如此巨大代价后，明军也没能像唐军在白村江之战中那样迅速击败日军，日本侵略军是主动且有序撤离朝鲜的，《剑桥中国史》将这一结果称为“奇怪的僵局”。
      
      　　关于这场战争，有两大问题值得深思：一、朝鲜何以速亡；二、战争何以久持？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发过这样一个天问：“在十六世纪中叶，日本这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和纪纲可谓荡然无存。本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之使臂，极少发生抗命的事情。同时我们这个帝国在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两百万。”
      
      　　同样的天问也可以加诸于朝鲜王国。到万历二十年（1592），李氏王朝在半岛立国已有两百年。在这两百年中，整个半岛处于一个政权治下，其政治、经济与文教与明朝几无二致，朝鲜时人自称“小中华”。李氏朝鲜实行义务兵役制，全国有二十万常备军，其中陆军十五万、水军五万，超过了侵朝日军的规模。按道理讲，这样一个国家不应该被与其体量相当的日本所吞并，至少不应该速亡。
      　　朝鲜速亡有人事上的原因，宣宗李昖几乎是弃国狂逃，完全放弃了国王的责任，而南北两党也都是一些宵小之辈。可以说，当时的朝鲜既有亡国之君，又有亡国之臣，日军只是挑破了这个真相。这样的背景很容易将我们导向儒家史观，即认为朝鲜的速亡是由当事人的道德败坏造成的。
      　　笔者不否认朝鲜速亡有道德方面的原因，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道德败坏只是体制问题的表象。那些嘲讽“高丽棒子”的国人不应忘记，非政府武装的“倭寇”同样能在我大明帝国的沿海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万历十五年》就描述了这样的情景，黄仁宇先生写道：“一旦发生战斗，有的部队干脆望风而逃，有的部队虽然敢于迎战，但由于墨守密集队形的战术，往往造成‘一人失利，万人奔溃’的后果。而可歌可泣的作战，却反而出现于仓猝集合的民兵以及各地生员（秀才）所组织的保卫家乡之情景中。”
      
      　　有意思的是，同样的情形在朝鲜半岛上也出现了，义军与李舜臣的崛起即为明证。
      　　郡县制是帝国存立的根基，郡县制的本质是削弱地方，大唐的灭亡更是为皇帝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借口和动力。自宋以降，地方就开始了“逆自治”的进程，地方逐渐变成中央的“乖乖仔”。南宋的朱熹曾这样描述这一转变，他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宋金之战），虏骑所过，莫不溃散。”由此看来，军事大溃败不是朝鲜一国的个案，而是郡县制中央集权的必然结果，内向而非竞争化的洪武体制只不过是将这一弱点推到了极端。
      
      　　朝鲜在政治上亦采行郡县制中央集权，对内不设防，在“用进废退”的作用下，朝鲜的武备到日军登陆时已废弛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朝鲜时人金时让在《紫海笔谈》中这样写道，“升平二百年，民不识兵，望风瓦解，无敢撄其锋，贼长驱而进，如入无人之境。”
      　　在王廷流亡后，各地的义军与李舜臣的水军开始崛起，他们在抗倭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李舜臣的全罗道水军。朝鲜的自卫能力之所以短期内大幅提升，是因为整个国家沦陷了，桎梏豪杰、干将的传统体制突然间消失了，他们这才有机会以个人魅力重新组织当地的人财物。当宣宗李昖再度君临王国时，义军被以“抓朝奸”的形式遣散了，而李舜臣被以“通敌卖国”的莫须有罪名下狱了。之所以发生如此悲剧，是因为在太平年月，尚武的群众与优秀的将领都是帝/王国潜在的敌人。
      
      　　李舜臣战死于露梁海战，李如松战死于与蒙古人的一次战斗，二者都发生在抗倭战争结束前，两位大将的殉国为他们的君主省去了道德麻烦。
      　　朝鲜国王非常感谢万历皇帝，称其为“再造番邦”之父母，朝鲜人在明亡之后仍采用明崇祯帝的年号。的确，若是没有万历皇帝，历史后来的走向很难预料。当时明廷官员的确难得得同仇敌忾，但也不是没有反对援朝的声音，反对者的理由也不是没有道理。万历二十年时帝国的财政的确岌岌可危，天灾、民变、异族挑战应接不暇，天下有谁能在自己破产时还血本救济穷亲戚呢？况且，朝鲜王廷轻弃祖国的行为的确不值得同情。面对此等情形，万历皇帝乾纲独断，三十岁的他凭借坚强意志与五十五岁的丰臣秀吉苦斗了七年，而且相当一部分军费是由皇帝本人贡献的。这场战争之所以以有利于我方的结果结束，主要是因为指挥战争的是万历皇帝本人，若是换成一位李鸿章式的地方督抚，君臣猜忌与党争物议就可能完全改写战争的结果。总之，我们之所以取得万历朝鲜战争的“胜利”是因为它是“万历的战争”。
      
      　　这场战争最终打成了持久战，而在战争初期我们无力介入，这一切都反映了第三帝国在财政上的羸弱。当十七世纪的曙光照临东亚时，我们用华丽的辞藻描绘了帝国最后的荣耀，但历史的真相已慢慢无法掩盖：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正在使我们这个民族走向衰落，中国强势压制日本的时代亦就此结束。
      　　注释：
      　　①此处军费及阵亡数字摘自阮景东的历史小说《万历朝鲜战争》，网上亦有其它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