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节

作者:迟玉德 | TXT小说下载 | 返回目录:98章/138章 | 上一节 | 下一节

日期：2014-07-1120:13:03
      　　（正文接续）
      　　出兵台湾光有开战借口还不行，还必须有熟悉当地情况的内行，这时一个叫李仙得(CharlesLeGendre)的美国人出现了。
      　　李仙德原本是法国人，出生于1830年，毕业于巴黎大学。24岁那年，李仙得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与一位纽约律师的女儿结婚，婚后不久移居美国纽约并归化为美国国籍。1861年美国爆发南北战争，李仙得积极参加了纽约第51步兵团，他在战争中多次负伤并因此逐级晋升，到战争结束时，他已经是合众国的一名陆军少将了。李仙得退出军界后进入政坛，他在1866年成为美国驻厦门领事。
      
      　　李仙得上任后不久就遇到了一件麻烦事，美国商船罗发号(theRover)在台湾东部外海触礁沉没，船长携夫人与幸存者在当地登陆，后不幸被原住民无端杀害。惨案发生后，美国政府向清政府发出了外交照会，怎知清政府不愿意介入生番事务。清政府的态度激怒了美国人：你地盘上的人撒野你不管是吧，那好，我们派兵打上门去！随后，美国政府向事发地点派出了两艘军舰，然而在与原住民的战斗中，美军并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
      
      　　就在这个当口，传奇人物李仙得登场了。李仙得解决纠纷的办法十分大胆，他并不谋求惩罚或征服台湾生番，而是与对方进行直接谈判。李仙得有一种天生的冒险精神，他无所畏惧地跑到了生番地界，与当地首领展开了和平谈判。由于李仙得没有提出苛刻要求，因此他很快与生番首领达成了和平协议，生番领袖承诺今后不再斩杀西方白人。这一事件在远东外交界引起了不小轰动，李仙得因之获得了“台湾番界通”的诨号。
      
      　　李仙得是个很有事业心的人，他不想碌碌无为一辈子，总想搞出点大动静。李仙得在台湾时详细绘制了生番地图及海图，还拍摄了大量照片。李仙得在做这件事时尚无明确意图，他只是觉得将来也许可利用这些东西从美国政府那换点功名。
      　　明治五年（1872），李仙得辞去了厦门领事一职，他准备回美国发展。李仙得搭乘的航船停经日本横滨，他在横滨经美国公使介绍认识了副岛种臣，他的命运从此完全改变了。
      　　李仙得与副岛种臣一见如故，双方都觉得相见恨晚。当时，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已向明治政府报告了“牡丹社事件”，日本国内舆论也已群情汹汹，明治政府已有意出兵台湾，可它还缺乏“台湾番界通”。想什么就来什么，台湾番界通居然送上门来了，天上原来真能掉馅饼！
      　　明治政府立即聘请李仙得为外务顾问，授予其日本国籍，还送给了他一位日本二奶。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好运，李仙得受宠若惊，他突然找到了自我实现的感觉。李仙得要回报他的“新祖国”了，他向日本官员详细介绍了台湾生番的情况并不无挑逗地说，台湾“形势如未垦之地，日益空旷，无论何国公民都易于移殖。既不欲西人在我近处殖民，故若支那政府不喜领有此地，则与其落入西人之手，毋宁由我国（日本）占领此地。”李仙得还强调指出，当时英俄两国正在争夺“西亚病夫”奥斯曼土耳其，无暇东顾，此时征台乃是天赐良机！
      
      　　李仙得铁了心要促成日本征台，他以宗教般的热诚投入到这一事业。李仙得既打过近代战争，又做过六年外交官，还成功说服过台湾生番，在与人打交道方面可谓经验丰富。他把这些经验一一传授给了他的“新同胞”，明治政府仅用一个美女和几个小钱就学到了强权经验与殖民方略，天下能有几笔这么合算的买卖呢？
      　　李仙得不满足于只是传道，他还亲自承办具体事宜。他为明治政府制定了符合国际法精神的外交文案，并亲自出马与英美各国沟通，保证西方列强不会干涉日军征台行动。此外，李仙得还帮明治政府雇请英美籍能战将官，承租用于运兵的英美商船，购买交战时用的军火。这是一种多么执着的敬业精神啊！
      　　在李仙得的帮助下，明治政府准备得差不多了，它在行动之前还派了两名官员考察台湾，一文一武。
      　　明治七年（1874）4月，日本人开始正式行动，台湾番地事务局成立，西乡从道任“都督”，大隈重信任“长官”，李仙得任“二等出仕”，三千六百多名日军启航征台。
      　　5月8日，日军在今屏东县登陆，十天后，他们与原住民展开战斗，仅至7月1日他们便迫使最后三个抗日部落——牡丹社、高士佛社、女奶社——全部投降，其他部落早则在战争初期就投降了。
      　　日军的速胜完全在情理之中，可是他们无法将军事胜利转化为现实利益，热病（某种瘟疫）的来袭更使情况日益糟糕。日军在战争中只死了20人，但在热病中死掉了600多，且毫无停止的迹象！日本人逐渐撑不下去了，战争已经耗去了近2000万日元！更令日军不安的是，清政府于5月下旬向台湾岛派来了淮军主力，总兵力有六千五百人！
      　　有一件事需要说明，在日军出发之前，英美两国突然改变了不干涉的态度，要求明治政府撤消征台行动。大久保利通不敢不听“老大哥”的，他亲自跑到长崎下达罢兵令，可谁承想西乡从道以“已经准备妥当”为由拒不领命，不管不顾地带着远征军出发了。今天的日本人管这种军事行动叫“暴走”，西乡从道为帝国陆军开了一个坏头，日本史学家司马辽太郎称这支征台军为“官製の和寇”。
      　　大久保利通要为西乡从道的暴走买单了，当年9月，他亲自奔赴北京谈判，希望能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很明显，日本人没什么谈判的资本，但大久保发挥了“贼不走空”的精神，他硬是利用外交手腕赢得了有利于日本的《北京专条》。
      　　《北京专条》很短，只有三条，字里行间流露出中庸精神：清政府没有直截了当地否定日军的侵略行动，而是说“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清国不指以为不是”；此外，清政府还答应在日军撤离后支付给明治政府40万两白银，用以购买日军在台南建设的道路与房屋，另向琉球遇害漂流民家属支付10万两抚恤银。
      
      　　这是一种息事宁人的中国式宽容，可它一点也没能感化日本人，反尔让对方蹬鼻子上脸。一个心怀“蛇吞象”梦想的民族怎么会被你这点小恩小惠所收买呢？日本人可不是一个相信恩情的民族，“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只是我们中国人的信条，日本人可不信你这一套。历史证明，对日本人的任何仁慈与妥协都不会赢得对方的感激，而只会激发大和民族得寸进尺的欲望——这次是出兵台南，下次就是吞并琉球！
      
      　　《北京专条》签署后，旅居中国的英国人宓吉感慨道，“台湾事件的处理向全世界宣告：这里有一个帝国，它随时自动地给你支付赔款而绝不进行战斗，支那的命运的确是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