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0节
陈禹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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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0-04-25 20:25:37
67名姓之祸
诸葛亮对魏延的偏见从两人见面之初就开始了。当时,诸葛亮用激将法,让关羽只带本部五百校刀手去攻取长沙。长沙城高墙厚,又有猛将黄忠魏延,诸葛亮料定关羽很难短期内取胜。但不料魏延却杀了太守韩玄,将长沙城献给了关羽。魏延破坏了诸葛亮收服关羽的大计,令诸葛亮十分恼火,诸葛亮不问青红皂白就要将他斩首。幸得刘备劝阻,魏延才得以幸免。
其次,魏延面色枣红,生性狂傲,其形象与气质均与关羽十分相似。关羽已经让诸葛亮很头疼了,再来一个“二号关羽”,诸葛亮怎么可能会高兴呢?但关羽有刘备当后台,诸葛亮拿他一点办法没有。而魏延没有靠山,诸葛亮也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怠慢魏延了。
而当曹操继位魏王,后来曹丕建立魏国后,魏延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因为魏延,字文长,其表面的意思是“魏祚绵延,文脉流长”。这一方面是在颂祝曹魏政权。另一方面,曹氏父子文名著于天下,正是文学史“建安七子”中的领袖人物。这等于是魏延在给曹魏做炫示性的活广告。显然,这是蜀国之首诸葛亮最不愿看到的东西。只要提到、想到魏延这个名字,诸葛亮就会有说不出的难过。
这种因名字而引发联想并对名字主人的命运造成重大影响的例子绝非只有魏延一个例子,而是非常之多。试举几例。
南宋时,赵鼎作为丞相主持军国大事。有人向他推荐会稽一个名叫“钱塘休”的读书人,此人才华过人,正该重用。但当时赵鼎正在披阅前线来的报告,听见这个名字,心中十分不悦,冷冷地说:“钱塘遂休乎?”倒楣的“钱塘休”因此而被弃置不用,空有满腹才华也得不到施展的机会。
明永乐二十二年,廷试的结果,状元是孙日恭,榜眼是邢宽。皇帝当时点头同意了。但等到金榜公布出来,状元却换成了邢宽,孙日恭成了探花。这个重大变化连主考官也感到奇怪。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问题出在名字上。当时写字是竖写的,在呈报皇帝御览的小金榜上,抄写人一时疏忽,将“日恭”二字写得靠近了些,像个“暴”字。永乐皇帝的地位就是通过残暴手段从侄子建文帝手上夺来的,像终于建文帝的方孝孺就被灭了十族。所以永乐皇帝十分忌讳“暴”字。孙日恭因此失去了状元。那么,谁来当状元呢?皇帝看到邢宽这名字,忽然一笑,说:“邢宽,刑政宽和,好!”于是,邢宽就幸运地成为了状元。
清末殿试,有个贡士叫王国钧。这个名字颇有来历,取自白居易所作之《赐樊著作》中的“卒使不仁者,不得重国钧”。名字本来的寓意不错,当不幸的是他姓王,连起来读就“亡国君”谐音。殿试时,王国钧凭能力是可以名列前茅的,但慈禧太后念了他的的姓名后,连声说:“‘王国钧’不正好是指‘亡国君’么?此种人,此等名字,还能要他做官吗?!”王国钧这一生就此蹉跎。
所以,魏延因名而不为诸葛亮所喜,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怪只怪他投错了主人,如果到曹氏手下效力,他这名字的好口彩也许能给他带来好运。
诸葛亮已经预感到自己命不长久了,他已经对魏延忍耐很久了。现在属于他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他必须提前做好安排。魏延的命运就这么注定了。这么一个雄武有力的猛将,却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真是让人慨叹人生的无常。
再说司马懿侥幸逃得性命,深感幸运之余,也倍加自信。如此凶险的绝境,都能绝处逢生,那还会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呢?这就是反事实思维带来的幸运感。但一直以来,司马懿所受的挫折太多了,这也养成了他谨慎坚忍的性格。眼前的幸运并不会让他得以忘形。他知道诸葛亮急于求战,但他就是按兵不动,能忍则忍,能守则守。
司马懿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对策,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魏强而蜀弱,但弱蜀却偏偏主动发起进攻,进攻显然比防守更消耗资源,那么强魏只需稳固防守,即可有效消耗蜀国的实力。双方相持久了,失败的必然是资源率先被消耗殆尽的那一方。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司马懿吃了一堑后,已经深刻地懂得了生存智慧。只有像猫戏老鼠那样,始终留着诸葛亮这个对手,才能让自己长期有效于组织,才不会落入“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所以,司马懿绝不会对诸葛亮赶尽杀绝。诸葛亮六出祁山,每次不管胜负,都能全军而退,一方面是出于诸葛亮的巧妙安排,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司马懿始终没有全劲发力。
诸葛亮知道相持对己方极为不利。他必须想出办法来破解这种相持僵局。诸葛亮决定,还是再用用激将法。
在评价顾忌上,每个人都有个体差异。对这个人起作用的激将,可能对那个人毫无用处。那么,司马懿的软肋是什么呢?
司马懿是一个大男子主义很严重的人,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被人评价为“像女人一样”。此前,他和曹真打赌,赌注就是:如果他输了,他愿意面涂红粉,身穿女衣。一个人绝不可能拿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来作为和被人打赌的赌注。所谓的赌注,只有最不愿意付出的东西,最不愿意施作的行为,才代表着真正的代价。
诸葛亮想起了这件往事,决定派人给司马懿送去妇人所用的巾帼和缟素之服,还有一封信。
诸葛亮的信上说:“仲达既为大将,统领中原之众,不思披坚执锐,以决雌雄,乃甘窟守土巢,以避刀箭,与寡妇又何异哉!今遣人送巾帼素衣至,如不出战,可再拜而受之。倘有男子胸襟,早与批回,依期赴敌。”
男人分属两个不同群体,男尊女卑,是当时的共识。男人对女人的外群体偏见非常明显。作为一个权高位重的男人,怎么可能愿意被别人比拟成女人呢?而诸葛亮不但把司马懿比作妇人,而且把他比作最受蔑视的寡妇。这真是极难忍受的重大侮辱。司马懿心中大怒,但却强自忍住,硬生生挤出一笑,说:“诸葛亮把我比作妇人啊?”随之坦然接受了这寡妇之服。不逞一时之快,忍人所不能忍者,才是真豪杰!司马懿这一忍,诸葛亮的强力激将法就毫无效力了。
司马懿调整心情,盛情招待诸葛亮的使者。席间,诸葛亮问:“诸葛丞相现在寝食如何?公务繁简如何?”
司马懿真是狡猾。如果他直接探听军旅消息,这个使者事先必然身怀戒备之心而绝不会随意吐露。但司马懿看上去只是问问家常,使者也就放松了警惕,实话实说:“丞相日夜操劳,凡责罚二十军棍以上的事情全部亲力亲为。但是他饭量很小,一天不过实用数升米。”
这个使者显然不具备战略眼光。像司马懿这样的雄才,问的每一句都是有深意的。司马是打定主意要坚守的,但如果诸葛亮食量正常,身体强健,精力充沛,那么司马懿坚守的难度就会大得多。因为诸葛亮会不断想方设法来挑起战端。但现在诸葛亮的这个状况,当然是坚持不了多久的。所以,司马懿就说“食少事烦,岂能长久”,由此更坚定了防守的决心。如果使者说,诸葛丞相就像当年赤壁大战时那样意气风发,谈笑挥洒。司马懿也许会有微妙的变化。
使者回到蜀营,将情形禀告于诸葛亮。诸葛亮听完使者转述的“食少事烦,岂能长久”,不由默然良久,才吐出一句:“最了解我的人还是司马懿啊。”这句话正击中了他的心坎。诸葛亮很清楚地体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要不是还有强大的精神动力,哪里还能坚持得住?
主簿杨颙听了后,对诸葛亮说:“丞相何苦如此?古人说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而丞相每日亲自理事,汗流浃背,劳苦异常。您为什么要这样呢?”
诸葛亮说:“我哪里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啊。只是我深受先帝重托,唯恐他人不能像我这样尽心尽力啊。”
一方面,这是普天下聪明人都会犯的错误。在聪明人眼里,旁人是做不好事情的。只有自己,才能胜任。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组织中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诸葛亮。只有发挥出每个人的作用,才可能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完成光复汉室这项艰巨的任务。诸葛亮在用人之道上,确实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另一方,这是控制欲作怪。事情只要未经己手,就会有一种不安全感,仿佛要失控一般。但要想控制一切,自己就必须不休不眠,夙夜兴叹。而这样做的代价则是直接摧垮了血肉之躯的身体。
司马懿的这八个字,胜过十万雄兵,引得心灵已经极度脆弱的诸葛丞相神思不宁。
司马懿能够忍受诸葛亮妇人之辱,他部下的这群大将却不堪忍受。毕竟,在那个年代,一个男人被人公然被称为“寡妇”,实在是一件奇耻大辱。魏将群情激愤,纷纷请战。
这个时候,就看出司马懿极为高明的政治手腕了。
如果他直接对请战诸将加以拒绝,不但对自己的名声不利,也会打击部下的热血之心。司马懿的办法是巧妙地利用了“第三方拒绝”。司马懿的第三方就是皇帝曹睿。
司马懿说:“哪里是我甘心受辱,不敢出战?只是皇帝有明诏,要求我等坚守不战。我不敢违背天子之令啊。”
诸将仍是昂然不忿。司马懿见状,知道如果不能很好地安抚,势必酿成内乱。于是,他说:“如果你们坚决要战,我这就向天子奏告,如果他准许我们出战,我们就立即行动。”
司马懿真是高妙。战与不战,是主帅根据战场情况的发展变化而定的,哪里需要千里迢迢回京向毫不知情的皇帝请示呢?当年孟获就是希望司马懿向皇帝请示如何镇压叛乱的,但司马懿先斩后奏,直接将孟获的造反扑灭。
司马懿这样做,就算曹睿批准了作战,路上来回也会延误很多时间。而时间是激情最好的消退剂。这样一延误,群情早已不再激愤了。
而最终,曹睿也懂得了司马懿的用意所在,特颁诏书,明了不准作战。这一道诏书,直接扑灭了诸葛亮最后的一点希望。因为他已经油灯耗尽,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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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感悟:幸运是自信之父,成功是自信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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