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节

作者:姜狼豺尽 | TXT小说下载 | 返回目录:128章/140章 | 上一节 | 下一节

四十七　　圣人治天下，必有刑罚——三国法律制度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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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魏的法制情况先讲到这里，下面讲一下蜀汉的法制情况。虽然曹魏是三国最强大的政权，而且曹魏的法律制度相较比较完善，但历史知名度却不如蜀汉。因为诸葛亮严法治蜀，成就了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一代枭雄刘备耍尽了阴阳手段，终于将刘璋的益州吞下肚去。在新得益州之后，刘备统治集团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一是稳定民心，一是制定适用于益州的法律制度。
      　　刘备成立了一个由诸葛亮、法正、刘巴、伊籍、李严五人组成的法制小组，制定了成为蜀汉最高法律的《蜀科》。《蜀科》的具体内容今已失传，但从诸葛亮严峻刑法治蜀，招致益州豪强强烈抵制的情况来看，《蜀科》的刑法比较严厉，量刑也比较重。
      　　刘备、诸葛亮的法制思想总体来说，是倾向于法家的，以严治国。早在荆州时期，庞统因得不到重用，醉酒不理事，被刘备给免了官，可见刘备集团的早期就已经有了一套严格的官员奖惩制度。
      
      　　统治益州之后，刘备、诸葛亮吸取了刘焉、刘璋父子滥施仁政，导致益州“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的混乱局面，制定了相当严厉的法律。通过打击豪强的气焰，限制豪强的不法之举，来达到稳定益州的目的。
      　　做为益州豪强的代言人，法正认为诸葛亮行法过于严厉，而且得罪了当地豪强，不利于对益州的统治。诸葛亮则反驳了法正所谓宽仁治国的谬论，诸葛亮考虑问题确实比法正要全面，他逐条批驳法正。
      　　诸葛亮坚守住自己的原则，他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诸葛亮懂得“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实行仁政只有在严刑峻法的背景下才有价值。这就像奖励，如果对所有人都奖励，那奖励也就变的一文不值了。
      　　治国在于治吏，治吏在于治人，治人之术，在于赏罚分明。滥赏则人不惜赏，滥罚则人心去矣。诸葛亮深明此理，所以在诸葛亮当政期间，他惜赦如命，从不肯以滥下大赦以争取民心，这是一种短视行为。
      　　诸葛亮关于大赦的思想是“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比如大仁政和小仁政，滥施宽仁是小仁政，只图短期利益。而大仁政未必有小仁政那般能让民众享受到短期利益，但从长远利益看，最终享受到大仁政成果的，还是百姓。
      
      　　诸葛亮坚持自己的法家路线不动摇，他针对社会上反对他惜赦的观点反驳说：“刘表、刘焉父子每年都要在境内实行大赦，却并没有人感激他们，只会让社会变的更加混乱。”诸葛亮说的有道理，君王主政，手操二柄：一曰赏，二曰罚。赏罚分明才能得人心，不然，刘表、刘璋就是前车之鉴。
      　　诸葛亮死后，他的继承人费祎并没有很好的执行诸葛亮的既定方针，胡乱大赦，结果费祎遭到了司农卿孟光的当众指责。孟光的思路和诸葛亮是一致的，都认为应该惜赦，这样才能保证大赦的权威性。
      　　大赦的内容一般是除了死刑犯之外，其他一些轻刑犯都可以赦免。如果经常实行大赦，那么法律的威严又如何体现？大赦本身是和现行法律相冲突的一种非常规法律行为，大赦就如同补药，尽量少吃，当饭吃肯定是不行的。
      　　蜀汉和曹魏一样，没有实行肉刑，但大体上的刑罚都差不多，比如有砍头（弃市）、鞭刑、杖刑、幽闭（徒刑）、流徙。在三国中，内部形势最为稳定的就是蜀汉，即使统治阶层有权力斗争，也多是和风细雨的争吵和勾溜子、拐马腿，真正拔刀子的几乎没有。
      　　蜀汉内部的稳定和魏吴内部血腥屠杀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不得不说是刘备、诸葛亮治蜀方向是正确的：团结多数人，孤立少数人。按理说，蜀汉用法最严，社会形势却最稳定，恰恰说明了蜀汉的严刑峻法是有成效的。
      　　清人赵蕃有句名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无论是宽还是严，都要有个相对比，宽到极点必为乱，严到极点亦必为乱。蜀汉就很好的把握住了这个度，当宽则宽，当严则严，这才是治国的要务。
      
      　　诸葛亮坚决推行严刑峻法，目标也非常明确，就是“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其实在刘璋统治时期，益州还是有法律的，比如彭羕的髠头事件。但在刘璋时代，法律对于豪强几乎没有什么限制，豪强们也肆无忌惮的欺上凌下，导致益州社会一片混乱。刘备、诸葛亮以严刑峻法治蜀，基本上实现了维护益州稳定局面的目的。
      　　至于东吴，东吴的法律比蜀汉还要严厉酷烈。刘备是个严守道德底线的君子，他为人宽厚，虽然蜀汉执法较严，但蜀汉严法主要是打击豪强地主的，对百姓还算宽仁。孙权则与刘备相反，孙权为人尖酸刻薄，胸无大志。道德对孙权来说毫无约束力，孙权眼里只有利益，没有道德。
      　　《三国志.孙权传》记载了这么一件事：黄龙五年（公元226年）十月，荆州牧陆逊上表孙权，请求孙权“施德缓刑，宽赋息调。”陆逊的这道表章恰好证明了孙权在江东实行的暴政多么不得人心，东吴法律严酷，百姓生活困苦，连陆逊都看不下去了，可见事态之严重。
      　　陆逊从稳定统治的角度劝孙权发点善心，在天下三分，连年战乱的历史大背景下，稳定人心比什么都重要。但孙权却驳回了陆逊的表章，孙权的法制思想很简单，就是铁血镇压，他不管百姓有什么苦衷，只要敢反对他的统治，统统都要消灭。
      　　孙权认为制定法律的意义就在于“遏恶防邪，儆戒未然。”如果没有严刑峻法，如何威慑不法分子？孙权到底是个官场高手，一个华丽的转身，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仁厚长者。孙权说：“陆公认为刑法太重，可孤实行这些刑法，对孤有什么好处？社会上那些不法分子为害百姓，孤这么做也是出于无奈。”
      　　其实早在此前一年，张昭就曾上表，认为“法令太稠，刑罚微重。”请孙权减轻刑法力度，顾雍也认同张昭的看法。孙权下令有关方面从新审定刑法，但从一年后陆逊的上表来看，孙权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糊弄张昭等老臣的。
      
      　　不过陆逊的分量要比张昭重一些，孙权好歹要给陆逊三分薄面的。孙权可能是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修改了一下相关刑法，然后寄给陆逊和诸葛瑾，让他们再审一遍。这份修改后的东吴刑法施行的情况怎么样，史无明载。
      　　三国的刑法从整体上来看，依然没有脱离汉朝法律的范畴，只不过在细节上有所差别而已。比如说魏蜀吴各自刑法系统中最重的刑罚，肯定是惨无人道的灭族制度。
      　　灭族制度在历史上普遍存在，是专门针对谋逆者实行的惨酷刑罚，当然，被诛族者是否谋逆，胜利者说了算。灭族的具体施刑手段也不尽相同，有灭三族、灭五族、灭九族等几种差别。不过在三国时代，普遍实行的是夷三族制度，即处死犯事者的父系一族、母系一族、妻系一族，无论老幼，一个都跑不了。
      　　在三国之中，蜀汉被夷三族的例子只有一个，就是魏延被夷三族，还是个冤案。而魏吴两国的失败者被夷三族的例子特别多，粗略统计一下，不算曹操死前夷三族的例子，比如张邈、伏完、边让、袁忠、桓邵。
      　　仅魏国正式建立之后，被夷三族的失败者中，有名有姓的就有二十多人。尤其是王凌反司马懿失败，与王凌同反的那些人全部被夷了三族。曹爽被司马懿除掉后，曹爽的心腹如丁谧、何晏、李胜、桓范等人俱被夷族。
      
      　　东吴的情况更加糟糕，仅有名有姓的被夷三族的就有十五人，著名的如诸葛恪、滕胤、孙綝等，不太著名的有马茂、朱贞、朱志、吕据等。其中西陵督步阐降晋，步阐一伙人被夷三族的有数十家，可以想见当时的场面非常血腥惨烈。
      　　三国的具体刑法差别不大，但就法制思想和具体实施的情况来看，蜀汉最宽厚，是真正的以德治国，这不能不说是刘备、诸葛亮仁人之心的体现。至于魏吴，实际上都是以威立国，视民命如草芥。
      　　抛开蜀汉连年北伐导致国困民穷这个因素，蜀汉的法律是最宽仁的，可历史没有站在刘备这一边。